陈敬黎长篇小说新著《汀泗桥》延续了他之前小说创作的一个风格特点——长而又长。尽管写的只是一个小镇横跨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但以400多个人物(其中100余个是原型人物)、141万字的篇幅来演绎,这在小说创作中虽然不是独一无二,却也并不多见。但读了《汀泗桥》后,我还是认同了作品自身的逻辑:长有长的道理。这部长篇尽管可以一座桥名或一个镇名总而括之,但它的内涵极为深广,这种内涵的深度和广度是通过对汀泗桥的地域性、历史性、革命性和人性四个方面的阐发和挖掘而呈现的。评价一部长篇小说的艺术价值,角度是多方面的,有的作品是因为提供了深刻的思想,有的作品是实现了形式的创新,但也有的作品是以一种对日常生活的细密描写,呈现生活本身的质感和魅力,呈现人性的多个维度,使读者获得一种体验式的愉悦或沉思,《汀泗桥》即属于这类作品。而这类小说往往需要较大的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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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或者说地域色彩是《汀泗桥》一个鲜明的风格追求。书名是一个标志,而书中景观、风俗、器物、语言的方言化等等,也都有很强的地域标记或烙印,这种地域性成为《汀泗桥》的生动性和趣味性的一个来源。而地域性的实现与否,也能衡量出一个作家的功力。不充分的地域性是一个贴上去的标签,只会使作品显得灵魂苍白。而《汀泗桥》鲜明的地域性有机地构成了作品厚实的底蕴和坚韧的质地。

刘白羽,1936年毕业于北平民国大学中文系,1941年参加革命工作。曾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等。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回忆录《心灵历程》获1995年优秀传记文学奖。

经典作家之 草 明

《汀泗桥》时间跨度以人民解放军解放汀泗桥为截止,小说的时间定于清末至解放战争之间,作者写的是汀泗桥的现代史。历史性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定位。书中的400多个人物都是历史人物,其中真实历史人物达100多个,还涉及国共高层人物。这对作家写作来说意味着更多和更大的挑战。写作历史或许给作家带来挑战生活与知识艰难的乐趣,但这不是作家最高的追求。《汀泗桥》定位为历史小说,或许是作者认为汀泗桥这一段历史隐含了汀泗桥当代发展的密码。作者为写这部小说,潜心采访当地老百姓60多人,其中十几位是80岁以上老人。他能将当年汀泗桥百余家商号所在位置手绘成一张图纸,为写这部小说积累的读书笔记多达20万字。历史性的追求和扎实的写作使这部小说获得了极大的纵深和厚重的分量。

我在开国之初,从南下作战的骄阳如火、泥泞暴雨中归来,那种鲜明的生活跃跃在目,就无法控制,一挥而就,写了中篇小说《火光在前》,我并未立意要歌颂第一个十月一日,无意中在结尾处却响起了新世纪的洪亮的钟声。

《汀泗桥》也可以被归类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书中所写的汀泗桥的历史,也是汀泗桥的革命史。革命性,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心。这是由一种必然性所决定的。中国现代史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汀泗桥的现代史首先是革命史。然而现代中国革命既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也不是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般凭空出现,革命需要革命性的开启、发生和成长。《汀泗桥》表现了男主人公刘来宝从汀泗桥饭馆小伙计起步,加入革命阵营,经过重重出生入死的考验,最后成长为共产党的区委书记的曲折历程;表现了汀泗桥地区在辛亥、北伐、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经受的革命战争洗礼,表现了汀泗桥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杀。以汀泗桥革命为叙事中心,小说可谓抓住了汀泗桥现代史的主脉。

1985年,刘白羽在古稀之年创作完成的30万字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于1991年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对于一个始终执著地在文学创作中追求理想、诗意和浪漫主义美学风格的作家来说,对于一位亲眼看到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伟大瞬间的革命见证人来说,创作这样一部作品是刘白羽多年来的夙愿。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即在《人民文学》创刊号上发表了一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中篇小说《火光在前》,小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进程。他曾这样谈到:“《火光在前》是我长久以来在战争生活中,不断感受、不断酝酿着的诗。……普罗米修斯盗火使人间有了火;我们现实中的英雄,却是从人间消除那灾难的火,而升起胜利的火焰。于是在南渡长江的战斗行进中,一个早晨,我确定了《火光在前》这部小说的主题。”随着历史的推进和作家认识的不断深化,作家本人越来越不满足于这部小说,萌生了“再写一部”的创作冲动。《第二个太阳》也可以视作《火光在前》的“续篇”。作家在他的文集中有意将这两部作品排在一起。《第二个太阳》正是一部为激情所燃烧的、厚积薄发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作家的信仰与革命情怀。恰如作家所述:“这个战斗的集体改变了我,影响了我的世界,道德标准,美的原则……以至我的性格。反正火药与战尘是不会白白从我们心上吹过去的,阶级兄弟的生命又怎能不在我们心灵中投下种子。”在《第二个太阳》中,作家的创作意图一一得以实现,战火记忆得以充分地寓形,这是刘白羽半个世纪的创作道路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草明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上,并非声名显赫的大师级作家,但其一生的文学道路与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和共和国文学存在着紧密的历史联系,其文学业绩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风景。

《汀泗桥》对人性的表现亦多有令人称许之处。诚然,没有抽象的人性。革命性也是人性的一种体现,但革命性不是人性的全部,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是革命者。对人性的描写,尤其是对革命与人性的交融和冲突的表现,成为《汀泗桥》这部小说纷呈的异彩。小说以刘来宝、周秀梅因相亲相识始,铺展了两人热烈而无法公开的恋情。刘来宝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汀泗桥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周秀梅支持情人刘来宝的革命活动,但这是因为爱情而不是理解和相信刘来宝的政治信仰。在那样的年代,革命胜利与否犹在未定之天,革命不会干预刘来宝和周秀梅的爱情,甚至革命赋予两人的爱情以正当性:毕竟寿春堂掌柜、名医张海量和周秀梅的婚姻是建立在残酷的欺骗的基础上的。但革命又有党性和纪律的刚性,要求革命者无限的忠诚。在革命利益面前,革命者必须无条件放弃个人利益。小说的最后,汀泗桥革命胜利,但面临着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反扑,在反革命暴乱袭来之际,周秀梅与张海量的儿子、被刘来宝培养为地下党员的张荣庭等人,却因地域和乡情的影响分不清形势,立场模糊动摇,即将被革命政权严厉处理。周秀梅因此对刘来宝深感失望,投河自尽。小说以周秀梅的悲剧爱情和婚姻始,以周秀梅的悲剧命运终,如此蕴含着革命与人性的张力的结局,显示了小说的一种内在深度。

这里,题解一下书名也许是需要的:700多年前,一个诞生在意大利的跨世纪的伟大诗人但丁在他的不朽诗篇《神曲》中记叙他从地狱经过净界到达天堂后所看到的壮丽景象时这样写道:“突然间,我似乎看见白昼上又加上了白昼,仿佛万能的神用第二个太阳把天空装点起来。”刘白羽在他的长篇《第二个太阳》中引用这位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世纪的最初一位诗人的伟大人物”的这句话作为卷首语,以表达他对中国革命新时代到来的歌颂和欣喜之情,同时也表明了作家在这部书里所选定的是一个宏大壮丽的主题,表明了作家意在写一部反映中国人民争取新生、实现跨世纪伟大进步的大书。

澳门新浦京6047,草明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走上文学道路的,其时正是世界和中国弥漫着左翼思潮的“红色年代”,1931年,18岁的草明作为高中生开始写作,第一篇小说《私奔》发表在学生杂志上,次年参加了左翼作家罗西组织的广州普罗作家同盟,并以自己家乡广东顺德地区的缫丝女工的生活为题材,写出了《缫丝女工失身记》等作品,发表在罗西主编的广州左翼文艺刊物《广州文艺》上,以“草明”作为自己的笔名。的确,草明的文学道路和写作中始终贯彻、矢志不渝的红色基因,即由此而奠定,成为伴随她终生的政治与文学的色调。

小说中的张海量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接受父母以欺骗的手段给他娶来周秀梅,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跟周秀梅的婚姻而忍气吞声。他是喜欢周秀梅的,他同时又是一个很在乎自己和家族名声的人,为了这喜欢,为了这名声,他背负着道德的十字架苟活于世,最终以自杀得到解脱。这是一个极其隐忍的人,也是一个难以定性的人,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一种复杂的人性。小说将这样一种人性表现得细致入微、千回百转、惆怅复惆怅。对人性洞察之深邃,挖掘之通透,是这部小说的又一成就。

那是经过夏季火焰般熬炼之后,突然在我面前展开了那样一个清新的、美丽的早晨。

1934年随着广州白色恐怖的加剧,草明与罗西来到上海,在《中华日报》副刊主编聂绀弩邀请的聚会上,草明与胡风和罗西等人见到了尊敬的鲁迅先生。在上海期间,草明写作了更多的隶属于左翼文学范畴的文学作品,出版了第一部中篇小说《绝地》,参加了“两个口号”的论争并与鲁迅、茅盾、巴金、罗西等17人联合签署《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1935年一度被捕入狱,得到鲁迅、茅盾、胡风、张天翼等人的设法营救和经济支持。1936年出狱后,继续从事左翼文艺活动,鲁迅逝世后她参加了治丧委员会工作,与同是广东人的许广平一起到鲁迅墓地。与鲁迅的结识和鲁迅的教诲,成为草明左翼文艺生涯中的重要事件,对其思想与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判断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不能不看它对生活真理揭示的程度。同样,判断一个作家在创作上是否拥有优势,也并不完全在于他掌握素材的多少。如果作家不能用一定的创作思想将这些素材阐明,而是让其以一种不成熟的、没有被概括和被照亮的形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那便失去了生活素材自身的意义。优秀的作家总是要赋予他的素材以一种生气贯注的激情。在《第二个太阳》中,我们看到的正是作家处理生活素材的开阔视野和思想高点。它的素材是以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活生生的形式”呈现于读者面前的。

草明在极其年轻的时候就投入和参加30年代的左翼文艺活动,其人生道路和文学道路的选择是正确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她取材于广东缫丝女工等下层劳动者生活的写作,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她在上海期间的创作逐步成熟,《绝地》的出版为她赢来了优秀左翼女作家的名声。但实事求是地说,草明的左翼文学创作趋于形成在题材和写作上的特点,却只是30年代左翼文学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与伴声,与同时期的肖军、肖红、叶紫、沙汀、艾芜、周文等左翼青年作家相比,尚难称为最优秀者。历史还在等待草明在文学道路上的继续跋涉和攀登。

其一,作者在这部作品中体现了对人民革命胜利原因的正确评价。《第二个太阳》叙述的是一支以秦震为首的兵团部队南下武汉、湖南的进程,时间跨度仅几个月。但是作者没有单纯写这支队伍的行军打仗,其间穿插了大革命、中央苏区、长征以及延安、东北解放战争等几个人民革命史上的重要时期。这恐怕不仅仅是作者出于节省篇幅的一种构思上的考虑,而是体现了作家对中国革命胜利的认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没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二十几年的革命战争是不可能的。在一部带有史诗规模的长篇小说中,惟其对历史进程作出最广阔和集中的概括,才能使“这一段”历史符合生活真实。

草明的世界观、文学观发生脱胎换骨的巨变,是在延安文艺整风之后完成的。抗战爆发后,草明与欧阳山等一起参加了抗战初期的抗战文艺活动,1940年入党,1942年到达延安,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工作。次年她与欧阳山一起拜访了中共领袖毛泽东,这次会面对草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直到晚年,草明在很多文章中都回忆这次的会面与谈话在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意义。在随后开始的延安文艺整风中,草明积极参加,她聆听了毛泽东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报告的绪论部分,以及朱德、陈云同志关于世界观转变、关于作家与工农大众关系的讲话。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思想洗礼,带来草明世界观与文学观的根本性转变,使草明彻底服膺毛泽东文艺思想,并形成了终其一生都始终坚持的文艺思想和认识:首先,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必须隶属于代表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政治集团和党派,即必须是党的政治组织和文学组织的一员,作家的思想与创作都必须与代表人民大众根本利益和历史发展方向的政治集团和党派的目标一致,自觉地服从和配合这个最高目标和利益,也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党员作家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作家的身份和意识臣属于政治身份和政治意识。

正是这种对人民、历史、战争、胜利的整体思考决定着这部作品的结构。小说以秦震率领的南下部队为主线,大革命的先驱、武汉工人运动、我党白区工作战线、沿线的铁路工人等几条线索紧紧扭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机网络,从而保障了作品能从最广阔的面上对历史作出概括。

第二,文学的表现对象是人民及其创造的生活,作家及其创作相比于人民大众创造性的、历史性的生活与实践,是第二位的,并不比创造历史与生活现实的人民及其先进分子高尚伟大,人民大众及其生活与实践是主体性的,而作家只是对前者进行艺术发现与表现并为之服务的文艺工作者,即不仅人民大众的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物质生产和革命实践中的人民在革命夺权与建国大业中是高于作家的,作家的创作及其成就都来源于前者。这是草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聆听毛泽东、朱德和中组部部长陈云的讲话后深切感受到并在其一生中不断提到的思想认识和共鸣。

其二,整部作品充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作者说过:“生活深深打入了我心灵的,不是它的表面现象,而常常是透过形象而含蓄其中的一种饱满的深情,它们或者是清新的,或者是雄伟的,但没有生活的感染,没有内心激情的反映,就不可能触发创作的灵感,开始进入创作。我们不能忘记所有文学作品都是广义的诗,而这经常是来自我们奔腾的生活急流中那无限深厚的诗。”可以说,《第二个太阳》在书写革命战争的艰苦,如山洪暴发、南方酷暑时,采用的是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描写手段;但在追寻历史的回声、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时,则采用了象征的基调。作者似乎无时不在交替使用着战争描写的近景与远景。这里绝不见那类编年史的冷淡语调,作者总是善于熔严肃的叙事与亲切的抒情于一炉,体现出抒情性的叙事风格。太阳、黎明、明天、早晨这些诗意的形象交叉重复出现在作品中,犹如电影中的主观镜头,烘托着主题的升华。作者把书中的一个重要情节——白洁的牺牲,放在新中国宣布成立之后,也表达了作者对中国革命的一种诗意的思考:革命的道路不是一次性完成的,革命以后还会有曲折、反复和牺牲。而在这部通篇激情澎湃、高潮迭起的书里,最终的高潮发生在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这天。作家通过描绘秦震从南下前线赶回北京参加这一历史性庆典、亲耳聆听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亲自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把全书的高潮推向顶点。在这里,作家的诗情达到沸点,给读者以极大的艺术感染。

第三,自然而然就是作家的活动和创作应该听命于组织的安排,为政治、政策、方针服务,在写什么的问题上,完全响应组织的安排和号召,文学表现对象和主体必须是创造历史的工农兵,为他们而写作,服务和配合在草明这里不是一个消极负面的词汇而是一种主动追求。为了表现好生活实践中的人民大众及展示其历史与阶级的主体性和先进性,作家应该长期深入到人民的生活实践中,与要描写和歌颂的人民及其物质生产和革命实践长期融合在一起。

当我与他们一起度过艰难与胜利的时候,他们那一种伟大的布尔什维克的品质,实在是吸引了我,他们成为我心目中崇拜的英雄。

带着这样的“延安”文艺思想和意识,草明在抗战胜利后,与为了创建东北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两万多名干部一样,辗转来到了东北。在广州从事左翼文艺运动之时,草明虽然看到了自己家乡广东顺德地区的缫丝工厂及其相应产业,但还没有见到过真正的重工业和现代大工业,来到东北后,在哈尔滨等地,草明与那时来自陕甘宁晋察冀和苏北山东的广大干部一样,惊异地见到了关内根据地所没有的现代工业。不过草明一开始并没有将城市和工业作为创作对象,她在中苏友好协会、东北行政委员会、哈尔滨邮局工作一段后,在干部学习会议上听到陈云同志讲述的中共中央及东北局在东北工作的主要目的,一是将东北根据地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的物质资源基地,一是作为兵源基地,打造夺取全国政权的钢铁洪流。因此需要大批干部下乡参加土地改革,解放农民,使他们在土地改革翻身解放后为保卫胜利果实而参军参战。草明也打算如当时来到东北的周立波、马加等作家一样到农村去,无奈由于气候和饮食原因患病一场,未能如愿,病愈后再提出下乡参加土改工作时,东北局组织部长林枫与之谈话,强调指出当前的主要工作不是农村包围城市,而是城市领导农村,东北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夺取东北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胜利,需要东北的重工业发挥作用,而当时遍布东北各地的工矿企业在日伪垮台、国民党政府退却后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需要恢复生产和扩大生产。林枫建议并安排草明到镜泊湖水力发电厂做文化教员和体验生活。在镜泊湖电厂,草明经历了修复机器设备、恢复生产、重新发电为城市乡村带来光明的整个过程,并以此为素材创作了中篇小说《原动力》。这是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解放区最早出现的工业题材文学,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见的、以一个企业的工人的生产和劳动为内容的工业小说。虽然不乏粗糙和简单,但《原动力》却表现出在伪满解体、国民党接收大员欲图破坏企业设备时工人们的机智与天然的先进性:他们保护工厂设备,献纳自己保留的零部件,在新政权到来后以主人公意识和精神、以实力和技术为企业恢复生产做出了辉煌的贡献,历史性地呈现出“工人阶级有力量”的主题倾向,一反现代文学在五四时期形成的视人民为需要改造的落后群体的启蒙价值取向,把草明在延安接受和形成的不乏民粹色彩的“人民伟大”的世界观与文艺观付诸文艺实践。

一部长篇小说艺术成就的高低,除了立意、情感上的品格以外,更离不开对人物的塑造。如别林斯基就认为:“对于长篇小说来说,生活是在人的身上表现出来的。”长篇小说要表现一个新的时代,就需要塑造众多栩栩如生的新的人物形象。《第二个太阳》发挥长篇小说刻画人物的体裁优势,从广阔的军事生活、社会生活中撷取形象,组成以我军高级指挥员为中心的人物形象系列。这个系列上至周副主席,下到普通战士、工人和革命老妈妈,多角度地反映了时代运动的全貌。

此后,草明在对《原动力》进行修改和等待出版之际,在东北解放区陆续参加了辅导工人写作、参与文艺批评和论争及参与蔡畅大姐组织的妇女工作等,但由《原动力》的写作带来的对工业和工厂生活的热爱,使草明在1948年沈阳解放后,又很快来到具有现代联合企业规模的沈阳皇姑屯铁路工厂筹备工会并担任代理工会主席,体验生活。她看到政治和经济上得到解放的企业工人高昂的工作热情和巨大的创造能量,他们积极修复了报废的机车并命名为“北平号”,为大军进关和全国解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运力和物力。看到和感受到历史巨变时刻工业企业和工人阶级巨大能力的草明深受鼓舞和召唤,不久就以此为素材,创作了反映东北解放区工业生产与工人生活和精神面貌的长篇小说《火车头》。秉持在延安形成的“人民创造历史”的文艺观和写作《原动力》时形成的对工人阶级的“仰视”视角,草明在《火车头》中对工业题材文学做出了新的探索和贡献:已经十分喜爱工厂和工业的草明,不仅描写了现代文学史上罕见的、以车间厂房和机器运转为征候的“工业风景”和空间形象,而且再次深化地表达了在工业生产中创造出改变世界的物质能力的工人形象的高尚性、工人阶级的历史巨人性与伟大性,展现他们才是推动历史前进与革命胜利的火车头。同时,由物质生产方式天然产生、政治解放焕发的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与保守落后的领导干部的矛盾,也在这部小说中得到更深入的揭示:从革命老区前来接收和管理大企业的领导干部不是不想奋发有为,而是他们过去管理属于农业文明范畴的老区的工作经验,即他们既往的革命性积累,已经不适应工业企业管理的现代性要求,政治理性与技术理性之间的不同和差距,带来他们工作的被动和能力的弱化,这一“革命转型”问题在现实的东北解放区是普遍存在的,草明小说中引述的东北局领导人李富春的讲话中就提到从管理农村到管理城市、从管理农业到管理工业是来到东北的中共干部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在东北解放区其他作家创作中也触及和表现了这一革命性和现代性的矛盾及如何克服矛盾的主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触及和文学表现,草明等一批来到东北的工业题材文学的探索者和创作者,实质上最早提出和思考了中共作为执政党、从领导农村革命到领导城市和工业的转型境遇及如何转型。有趣的是,在《火车头》中,草明似乎是无意识地触及和表现了革命政治与性别政治的区隔与不同:男性的老区干部往往遭遇了面对领导工厂和工人时的不适、需要重新学习与转型,需要从革命性向工业现代性和工人阶级伟大性认识的跨越,但同样来自老区的女干部却似乎没有这样的转型矛盾和困惑,她们对新的、以往的工作经历和经验没有接触过的巨大性、物质性和技术性的工业环境,充满了由好奇震惊带来的亲切感和内在的喜悦感,天然地能够将物化对象转化为审美对象和由此带来的对工业风景的欣赏,对工人群众及其创造能力的发现与热爱。这一问题在她此后的工业题材文学写作中一直若隐若现地存在,至于为何如此,那就要联系草明的生平遭际和政治与性别意识的复杂装置追本溯源了。

秦震,这个毕业于黄埔军校、经历了革命战争中每一个灾难时刻的我军高级干部,由于其特殊的背景和经历,他对革命的每一个时期都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因此他不仅仅是以往我们所习见的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指挥有方的军事指挥员——当然这些素质在他身上同样具有:比如,他主动请缨,争来了打解放全中国最后一仗的机会;在战场上他总把自己的指挥位置放在最前沿。他密切联系群众,在南下的列车上与普通的铁路工人把酒唠嗑等。但除此外,秦震身上还有一些别的品质。作家用酣畅的笔墨从三个侧面触及了这个高级军事指挥员的灵魂。首先作品以相当的笔墨写了他与女儿白洁的感情。可以说,秦震从北京接受南下任务,便是因为渴望知道在敌占区担负党的秘密工作的女儿的安危。“白洁在哪里?白洁在哪里?”这一声声内心的呼唤是折磨着他的莫大痛苦。武汉没寻到,继续向南也没寻到。终于,周副主席告知他,女儿白洁已经牺牲。此时,他极度悲痛,但随即把对女儿的爱升华了。由女儿的牺牲推及无数革命烈士的后代,他决定抚养烈士遗孤圆圆。其实,“从得到女儿噩耗的那一夜,他就开始步入老年了。”这是作家对人物心灵的准确把握。秦震和妻子丁真吾都经受住了老年丧女的巨大痛苦,从而显示出他们那种更博大的爱。其次,作品也写了秦震因犯过失而进行的心灵忏悔。秦震无疑是位优秀的高级指挥员,但他还是从战士身上看到了自己灵魂深处的阴影。连长吴廷英是个正直的共产党人,却一直背负着秦震给予的错误处理直至光荣牺牲。在烈士的遗体面前,作为高级指挥员的秦震深深地受到震动。作品动情地写出了这个老军人灵魂的战栗和战栗后的新生。第三,作品还写了秦震的“过门槛”,也即一个革命者如何在战争结束后继续革命。不打仗了,秦震通过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创建新中国政权,并经周副主席的夤夜开导等,终于愉快地领受了率军修复铁路的任务,实现了思想又一次升华,从而成为同代人中最先“过门槛”的一个。

《第二个太阳》通过以上几个侧面的刻画,把秦震这个我军高级指挥员的形象写得栩栩如生、富有个性。作品既写出了他美的灵魂,同时也写出了他灵魂搏斗的过程。这是一个圆形的、立体的成功形象。

草明是带着她在东北解放区创作的、填补了现代文学题材领域空白的、为她带来一定声誉的工业题材小说,走进新中国的。在经历了解放后担任东北局宣传部创作组组长、东北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东北分会主席、中国作协沈阳分会主席和参加国内外社会活动后,1954年8月,草明把户口行李等带到东北鞍钢落户,担任第一炼钢厂党委副书记。在鞍钢期间,草明除了实际工作、指导工人写作、创作若干散文以外,主要工作是在现实生活体验和思考的基础上,构思和写作长篇小说《乘风破浪》,并在1959年完成后发表于《收获》9月第五期。这部表现新中国建立后最大的钢铁基地的生产发展和工业发展模式的小说,内容与人物的丰富性远超此前的几部作品,工业部长、市委书记、钢铁厂的政治与业务中高级干部、技术专家、基层工人等,举凡新中国50年代工业建设的各类各级人物,都有描写和表现,且不乏较为成功的形象,同时也安排了老区人民支援钢铁基地建设、技术专家型厂长的爱情与家庭矛盾、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等情节线索和场景,可以说,50年代共和国大规模工业建设时期涉及到的政治、经济、权利、性别、路线、政策、城乡等各种关系和话语,都包含和熔铸于这个现代化的工业空间,换言之,在自然空间基础上人工制造和切割出来的工业基地新空间里,包含着当时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权利、话语和想象。因此,这部小说不仅继续存在着草明此前小说的革命性与现代性的矛盾和装置,而且更为丰富地描写和表现了在社会主义的工业空间环境中,工人阶级主体性、主人公地位和民主化管理,与工业现代性所必须的权威和专家治厂的关系与矛盾,建基于工业主义逻辑的权威主导和科层分工的苏联代表的社会主义工业道路即“马钢”模式,和以发扬工人阶级主体性、淡化权威、以大跃进进行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鞍钢宪法”模式的对立,以及包含在工业化道路与模式背后的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和话语权争执等,都在小说的叙事中被具象地表现出来。当然,绝对追求政治正确的草明,其小说的倾向和主题自然肯定了中国工业化道路和模式的正确性与光辉性,但是,有深切工厂实践体验的草明也没有绝对废弃和否定工业主义逻辑的专家治厂、科层分工的合理性,她只是希望工业建设和发展的现代性逻辑——专家和权威的主导性,能够与中国特色的工人当家作主的主体性和人民性,尊重权威专家与发挥主体阶级的创造性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一个能够互不排斥、各自的合理性和能动性都可以得到最大发挥实现的工业共同体——既吸收了工业革命和苏联工业化优点又实施政党对企业绝对化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的中国模式。至于在越来越政治化而偏离工业逻辑和和科技理性的中国模式中,如何克服传统的革命性优越和工人阶级全面参与生产与治理的民主化,同工业权威主义的技术专家化的矛盾,如何化解并有机融合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工业模式与中国工业模式的矛盾,草明并没有也不可能突破时代的思想认识局限而予以深刻揭示,只能想象化、情感化和大团圆化地予以化解。甚至,追求政治正确和服从配合的草明在小说中,开始表现和描写在大跃进与反跃进、依赖工人与迷信权威、强化技术理性与强调革命政治性等矛盾冲突中,部分高级干部和企业领导偏离党领导企业的迷失和错误,既与丢掉群众路线的“革命法宝”以及由此滋生的技术精英主义有关,也与政治上更宏大的问题——对“大跃进”和反右斗争的认识不足有关,甚至与政治上的“思想路线”错误具有精神同源性和同构性,已经具有了工业生产与政治路线和阶级斗争密切相关的味道——即工业战线存在强化党对工业绝对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和削弱淡化党的领导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具有了后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代,描写任何领域都存在两条路线斗争文学的基本模式。尽管如此,草明在《乘风破浪》中力图紧密配合时代政治、追求政治正确的上述倾向和主题,确实内含50年代中国工业化建设时期多种道路、选择和模式的矛盾,以及其他一系列内在深刻的矛盾和问题,它们构成了小说结构和叙事装置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在看似简洁明晰的描写和叙事背后,实质包含或隐含着更复杂的历史内容。

作品对围绕在秦震周围的其他人物如师长陈文洪、政委梁曙光等的描绘也比较成功。红军时期“辣子连长”的师长陈文洪以及颇有书生气的师政委梁曙光,他们都有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但又不是仅仅只会行军打仗、没有个人感情生活和内心世界的“单面人”。陈文洪与白洁的爱情,梁曙光寻母都贯穿在这场南下战斗中,成为故事的主线内容之一。书中其他人物如白洁、严素等,则使我们看到了一代革命青年的特有风貌。可以看出,作家对他笔下的这些人物相当熟悉,即使是作品中几笔带过的人物,如兵团司令董天年等,也能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

1964年10月,在东北生活近20年、在鞍钢生活10年的草明回到北京中国作协,被安排到北京文联任专职作家。对工业和工厂情有独钟的草明次年又到北京第一机床厂体验生活并担任党委副书记。她像在鞍钢时期一样,积极辅导和支持工人写作,定期举办青年业余文艺创作学习班。从1966年下半年到1972年,这个在高中时期就参加左翼文艺活动的女作家,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文艺黑线人物,经历了批斗、抄家、下放京郊农村等遭遇。1972年解除审查后,她依然积极参与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创作学习班的辅导工作。新时期到来后,她参加各种社会和文学活动,并在1980年起笔创作、1984年完成出版长篇小说《神州儿女》。这部以“文革”时期北京机床厂为背景的长篇工业小说,其描写的造反派和“四人帮”在企业的爪牙的“大恶”,就是对工业管理和生产制度、国家工业化的全面破坏,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知识分子、技术专家、技术工人和红专兼具的革命干部的迫害。而代表国家栋梁的好工人与好干部的“大善”,就是在“抗恶”斗争中矢志不忘恢复工业生产和科学管理、不忘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大业,并在“文革”结束后重建工业秩序和重绘工业现代化蓝图。过去被视为资本主义经营模式和“马钢宪法”代表的“修正主义”工业管理和生产制度,成为“文革”中遭到破坏、“文革”结束后得到恢复的历史之善,而维护还是破坏这种制度,成为判别好坏善恶的分水岭。这种表达重建工业生产秩序和制度、重建工业现代性和权威性的历史诉求,一方面是对《原动力》和《火车头》表达的工业文明及其价值主题的呼唤与回归,另一方面也是对大跃进时期的《乘风破浪》表达的矛盾的自我校正和回应——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不能偏离工业现代性规定的理性、秩序和文明,任何废弃和偏离都是对工业化、对神州中国的最大破坏和颠覆,是与革命性对立的反革命的历史倒退,与现代性对立的封建主义阴魂的复辟。这部呼应了拨乱反正的时代要求的小说,在工人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广泛欢迎,首印十几万册很快售罄。

总之,《第二个太阳》通过塑造一系列形神兼备的军内外人物形象,抒写了广阔的军事斗争和社会生活斗争的长卷,显示出作家对长篇小说这一艺术形式独到的艺术把握。

战火纷飞,硝烟弥漫,这只是战争生活的现象。我们表现战争不能离开这真实的生活现象。但真正的任务,应该是在这样一幅像油画一样鲜明的战争背景上,突出着一种什么精神。

在工业题材小说之外,草明还写了一些其他题材的短篇小说和各种随笔散文,都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某些回忆性散文具有很好的史料价值,不过影响远逊于她的中长篇小说。2002年,89岁的草明逝世于北京。综观草明的一生及其文学道路和写作,有几个方面是令人难忘的。第一,就是她的一生与左翼文艺、与中国革命和解放、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事业始终不可分离,红色、左翼、革命和建国是嵌入她生命的“红丝带”和生命中乐于承受之重。她从高中时代参加左翼文艺投身革命,一生矢志不移,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左派”。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艺观,始终被左翼文艺与政治、被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所铸造和“生气灌注”,而延安文艺整风运动更是彻底地强化和固化了她的思想意识,做革命和党的螺丝钉与齿轮,一切听命于组织,以党和革命的要求作为绝对律令自觉彻底地遵从、配合、服从、听将令,甘为战士和斗士,真正做到了不怕坐牢、杀头和离婚——坐过国民党的监牢,在延安时期又因丈夫移情别恋而离婚,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批判和下放,但她的信念从未动摇和颓废,始终认为组织安排自己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确的,必须服从和配合。因此,在东北解放区批判肖军时她参加批判,解放后的各种政治和文学批判运动她也响应,直到文化大革命她自己也被批判打倒。她左得单纯,朴素,透明,不乏幼稚,甚至在“文革”中北京文联作家被红卫兵批判毒打时,她对老舍的揭发既是为了自保,也是她一贯的世界观人生观导致的惯性必然。草明可以说是一个从不想主观作恶、只是跟随历史和政治大潮起伏和搏击的有些政治浪漫主义色彩的理想主义者,鲁迅在30年代左联成立大会上倡导要造就的大群的新的左翼战士和作家队伍,草明就是这样的一名左翼战士,永远遵从组织和政治律令,哪怕有时被革命伤害也不动摇和退出,当然,有时战斗的对象选择错了也很少忏悔和内疚,原因就在于那是她献身的理想、政治和组织的要求与
“将令”,它们在草明的世界观中是永远正确必须紧跟的。

《第二个太阳》为军事题材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新的经验和启示。军事题材文学如何实现对题材本身的超越,提高思想和艺术水准?这是军旅作家们多年苦苦探索的一个课题。如刘白羽早在1979年就曾指出:“我们军事题材的文艺创作,需要从哪些方面突破呢?首先,要在人物塑造上有一个大的突破。写人,通过人物形象反映生活,这是文艺创作的一条规律。然而多年以来,许多军事题材的小说、戏剧、电影,往往只注意了写事件,写过程,而不能塑造出个性鲜明,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这正是我们创作上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我们的军事题材文艺创作,应该把过去一些重大战役写出来,以教育青年热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但要这些作品写得好,一定要摆脱那种只着重去描写一个战役,一次战斗过程的做法。如果说一个军史学家的职责在于记述某一战役的过程,而一个艺术家的职责则在于在这一战役的背景上突出军人,也就是说,要把主要的功夫和精力用在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上来。要敢于大胆地在社会矛盾、思想冲突、战争变幻中,把各式各样人物的复杂的精神世界展示出来,描写人的思想感情上的回旋跌宕,才能产生出深深触动人们心灵的作品。”王愿坚则在《美的战争历史和美的军事文学》一文中说:“‘以小见大’,就是要从生活里找到那种艺术上重大的东西。……我们创作人员在军事题材文学创作上,常常干些糊涂事情,把在生活里是重大的当作在艺术里一定是重大的,吃了许多苦头,付出了许多无效劳动。”“文学是最讲单位面积产量的——就看你能不能在最小的面积上,惊人地容纳下和表现出尽可能多的美的思想感情。……当然,把小的东西写透,说的是‘微而足道’,归根到底要的还是大,是深刻开掘所获得的那个大,最具较大思想力量和艺术感染力的那个大,把生活写开,把生活写美,使人变大。”

其次,草明从东北解放区开始创作的工业题材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非常独到的、历史不会忘记也不应该忘记的重要价值。作为农业文明历史悠久、长期以农立国的中国,没有赶上世界工业化的第一波浪潮,近代以来虽然不断有富国强兵、船坚炮利的历史要求和行为,但始终没有发达强大的工业。因此,中国文学史有山林、田园、乡村文学传统,却无工业文学的积累和经验。现代作家自五四时期呼唤民主科学和“黑牡丹”等工业文明之花,但由于只有上海等少数半殖民半封建的都市才具备初步的工商业,表现对象的缺失使现代作家心有余而“材料”不足,加之缺少工业文学的传统和经验的滋养,也导致现代作家的“心力”亦不足,所以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只有茅盾等少数作家的少数作品,表现了大都市上海和抗战时期大西南的工业、资本家和工人形象,提出了中国的民族工业何去何从等充满政治和意识形态诉求的问题。由于东北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日俄殖民主义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在那里进行了掠夺式的重工业建设,其间张作霖父子也出于建设家天下的目的进行了以军事工业为主的工业开发和布局。故此抗战胜利后东北的重工业占据全国的80%以上,这就为中共出于革命夺权和建国目的实施布局的东北根据地建设提供了丰厚的物资保障和基础,也为草明创作工业题材文学提供了现实的质料和养料。就草明的文化程度和文学素养而言,驾驭本国文学传统里没有资源和经验可以借鉴的工业题材文学,其实是有难度和挑战性的,何况世界性范围内真正成功的工业题材文学作品,数量也很稀缺,对人类历史和文明进程发生史无前例影响、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誉为比人类此前几千年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的工业文明和现代大工业,似乎是文学的天敌,它比宗教、战争、爱情、乡村、革命等诞生了一大批世界性文学名著的题材,更难以驾驭和表现,它似乎是文学和作家的黑洞,谁接近都会被吞噬和埋没。但是,作为左翼作家和革命战士的草明不畏艰难,为政治和革命而闯入她很快就非常喜欢的工业题材领域,一发而不可收地写作了多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成为这一领域写得最多、最好的作家之一,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了填补历史空白性的表现领域和文学经验,这是草明的贡献和光荣。草明的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并不完美,带有历史与时代的局限,但却珍贵而有价值——因为判断一个作家的创作成就和文学史意义的重要一点,就是看他是否提供了新鲜和独特的东西。

笔者所以要引录上述几段话是为了证实这样一个推断:正是由于军内一些富有创作实践经验的老作家的一再倡导,我国当代军事文学的创作水准才得以渐次提高,作家的视野得以渐次开阔。《第二个太阳》是一部实践一代军事文学作家创作主张的作品。这部作品在成功地处理战争事件与人物心灵的关系、实现战事与人物命运、人物心灵的双重推进以及长篇小说诗化等重要课题上都作出了新的有益探索。作品成功地写出了战争的灵魂,苦难的灵魂,以及取得胜利后的欢乐的灵魂,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部有关战争灵魂的富有诗意的长篇小说。创作就是这样一种精神活动:当作家与自己的心灵作了一次对话之后,他仿佛也再生了一次,升华了一次。

草明在文学事业中的另一个不应该忘记的业绩,是她从东北解放区到全国解放后,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提倡和培养工人作家与工人写作。在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很长的时期,由于政治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国家发展中工业化的重要性,重视和培养工人写作与工人作家和创作的出现,曾经是一种有意味的文学现象。对工人写作及其成就的是非得失,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新型工业化对传统工业的冲击及工人写作的消失,如何进行评价,是需要文学史家结合中国工业化道路和模式的实践,予以认真思考和总结的。但不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尊重历史原则,使我们对草明在长期的工厂生活和工作期间,为培养工人写作付出的心血,应该予以历史合理性评价和尊敬。为祖国的解放和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产业工人,拿起笔进行创作,这样的现象在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西方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创始者的苏联,比较稀缺和少见,应该是中国革命史和建设史的全部实践构成的中国道路和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笔者也愿引用但丁《神曲》末篇中的一句话:“现在,有一个人,他从世界最深的洞窟直到这里,曾经一一看过种种灵魂的生活,他恳求你,赐给他一点恩惠,叫他有足够的能力,举起他的眼睛再高些,向着那最后的大福。”《第二个太阳》堪称一部充满着但丁式精神的作品。它给了我们这样的恩惠,它帮助我们看到了众多美的灵魂。

最后应该提及的,是草明为了写好工业题材小说,长期持久地在企业生活和挂职,对身体瘦小羸弱的草明来说,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对工业与工人的热爱,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也是十分令人敬佩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文艺整风以后,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不仅是领袖和组织的教诲,也成为文艺家们的普遍共识,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在生活实践中与人民真正打成一片,寻找写作的灵感和素材,曾经是作家们的自觉行为。但是主动把户口、家庭都放到基层长期生活和体验,时间长达10年以上,当代作家中似乎只有长期在农村生活和写作的柳青,堪与草明媲美——他们深入和扎根基层生活、与人民打成一片,做得极其认真和彻底。“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事移变,到处有生活和作家就在生活之中,是当下作家与文艺理论的共识。尽管如此,草明和柳青在那个时代的选择和行为,依然是难能可贵的,令人感佩和尊重。

作为草明所描写的东北解放前后的企业工人的后裔,我难以忘记几代产业工人为民主革命胜利、为新中国工业化和国家建设做出的巨大的历史贡献和牺牲,更不会忘记在中国文学中第一次用歌颂和赞誉的笔调,描写和赞美他们、把共和国不应该忘记的他们写进文学史的草明。也许是历史的机缘,使我有幸走进草明的文学世界,并谨以此文,向草明表达一个产业工人家族后代的历史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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