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制度,我国各族人民迎来了当家做主、平等团结、和平幸福的美好春天,也标志着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诗歌进入了迅速崛起、发展繁荣的新时代。巴·布林贝赫、马瑞麟、康朗甩等众多少数民族诗人,以无比兴奋激动、欢乐舒畅的感情,歌唱生活的巨变和祖国的新生,歌唱边疆民族地区日新月异、如锦如绣的迷人风貌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的春天,歌颂我们亲爱的党、英雄的人民和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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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光辉照耀下,不仅像尼米希依提、纳·赛音朝克图、擦珠·阿旺洛桑、沙蕾、牛汉、木斧、康朗英、康朗甩等这些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活跃于诗坛的老诗人,重新开放出绚烂的艺术花朵,而且在各少数民族中都迅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诗歌新秀。许多过去只有口头流传的民歌民谣和民间叙事诗的少数民族,也开始有了自己用笔写作的第一代诗人和诗群。

爱国主义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永恒主题。从古至今,有很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以自己手中的笔抒发了对民族存亡的忧虑和对人民的深沉之爱。笔者曾在《爱国主义:少数民族文学的永恒主题》(见3月9日《文艺报》)一文中总结过新中国成立前的少数民族爱国主义书写。本文拟描述新中国成立之后少数民族文学的爱国主义书写,包括其演变轨迹、视角转换、内容拓展和艺术创新等,旨在加深人们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与理解。

宛如牧野高原上涌动着的草浪,内蒙古的新诗历经了漫长的生长蔓延与起伏嬗变,70载光阴,这片绿草地上收藏了多少风雨多少阳光,是到了回首检验的时候。

70年来,我们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队伍在生活激流和时代风云中日益壮大并不断成长起来。我们已经拥有一支包括几代诗人在内的、阵容可观、成果丰硕、前程远大、不可低估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队伍。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诗人,有的民族已拥有数以百计的诗人群体。光从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选来看,共有100多位少数民族诗人的167部(篇)诗集(长诗、短诗)获奖。在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优秀新诗(诗集)评奖和后来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活动中,也都有少数民族诗人的诗集获奖。

四野讴歌,万方乐奏

70年来,几代少数民族诗人与时俱进,观念不断更新、思想不断深化、眼界不断开阔、技巧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他们都坚持从自己脚下的土地出发,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切身感受出发,从时代、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出发,他们想到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时代歌手和人民代言人的崇高使命,因而渗透在他们全部作品中的,首先是一种对自己故乡、民族和祖国的深深的爱,是一种由衷的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作家抒写爱国情怀的诗歌数量庞大而且异彩纷呈,是中国当代文学领域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短短十几年间,维吾尔族的尼米希依提、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哈萨克族的库尔班阿里,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藏族的擦珠·阿旺洛桑、饶阶巴桑、丹真贡布,朝鲜族的李旭、金哲、任晓远,壮族的韦其麟、黄勇刹、莎红,满族的丁耶、胡昭,回族的沙蕾、木斧、马瑞麟,彝族的吴琪拉达,苗族的石太瑞,侗族的苗延秀,土家族的汪承栋,仫佬族的包玉堂,白族的晓雪、张长,傣族的波玉温、康朗英、康朗甩等诗人,创作了大量爱国主义诗篇,产生了广泛影响。诗人袁鹰1963年1月发表在《诗刊》上的专题评论《心贴着祖国跳荡》是这样描述的:“我们读过不少兄弟民族诗人的诗篇,它们有的诉说旧社会的苦难,有的赞颂新时代的欢愉,有的叙述本民族的英雄传说,有的描绘本民族的风俗和爱情,笙箫管笛,铁板铜琶,四野讴歌,万方乐奏,构成了一部洪亮明快的交响乐。”

70年,对于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而言,或许只是一朵浪花,而对于新诗特别是草原上的新诗来说,当是一个生命的起始,一部交响乐的序曲乃至重要乐章。70年间,内蒙古的诗歌有着怎样的收获,有着怎样的走向与脉络,创作观念发生过怎样的变革,诗人们呈现着怎样的群体面貌与个性特征,以及内蒙古诗歌在当代中国诗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草原诗歌”现象的形成及其审美特质等,都需要一个文本来加以汇集、梳理、反观。

少数民族诗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热爱自己所处的伟大时代。他们扎根在民族生活的深厚土壤之中,前进在时代变革的广阔天地里,敏锐地感受着时代脉搏的跳动。他们努力使自己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认为能自由地为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而歌唱,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克里木·霍加说:“潜入生活海洋的最底层去吧,让你的心变成人民的回音壁。”巴·布林贝赫说:“在我看来,对于母亲的爱、祖国的爱和党的爱,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

诗人们各呈其才,现在只能挑出其中的几位加以详细分析。

论及70年的内蒙古诗歌,绕不开中国百年新诗这个前提。100年来,伴随着跌宕起伏的历史变迁、迅猛前行的文化发展,中国新诗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民族文化的重建与复兴,催生了草原诗歌的发展。70年来,内蒙古诗歌以顽强的生命底色与中国新诗大潮迎面汇合,渐渐形成了风格别具、奔涌摇曳的花的原野。

正因为对扎根生活土壤、歌唱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自觉的追求,少数民族诗人始终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和诗歌精神。70年来,在几代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歌唱新中国、歌唱新生活、歌唱新时代这样一条红线。即使是在“文革”十年当中,有的少数民族诗人仍能保持“清醒的理智”和“坚定的信念”,在偷偷写着当时不可能发表的诗,表达自己对人民忧患、祖国安危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如牛汉、黄永玉、克里木·霍加等在“文革”中就写了不少后来发表并获奖的好诗。少数民族诗人们在新时期40多年来创作的大量优秀诗篇,更是以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深刻的思想力量和强烈的时代精神,激荡着我们的心。他们以自己内心深处涌流出来的真诚、深挚的火热情感,以自己在改革开放的生活激流中经过深思熟虑的独到认识和深刻理解,来歌唱时代生活,歌唱祖国人民,揭示和创造人民所需要的艺术世界。

维吾尔族诗人尼米希依提,原名艾尔米叶·伊里·赛依拉姆,1933年参与反抗封建暴政,遭枪击幸存,遂改名尼米希依提,维吾尔语意为“半条命”或“半个英烈”。新中国成立前,他的诗如激越的战鼓,充满战斗豪情;新中国成立后,其诗像过去一样热情澎湃,但主要内容有了很大变化:歌唱新中国,表达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1956年7月,写赴麦加朝觐途中思念祖国的诗作《无尽的想念》,是其代表作之一。诗人在朝觐途中,不论经过哪里,都思念祖国,魂牵梦绕,归心似箭。最后到麦加在天房做宗教功课,心里想的还是祖国:“停了一天我们又向天房出发,/在天房做了一夜的功课,/我们奔走在萨法与麦尔卧之间,/当我纯洁地出来时,我为你祈祷平安。”此诗不仅表现了对宗教的虔诚,也表现了诗人对祖国的忠贞,爱国爱教,在这里达到了高度统一。

70年的内蒙古新诗,最重要的成果当是草原诗歌精神的确立。何谓草原诗歌?我认为,草原诗歌是指以草原风光、风情、风貌为底色,以表现忠勇、自由、追寻为精神内涵,以明快、豪迈、哲思为基本风格的诗性抒写。

澳门新浦京6047,少数民族诗人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和优势:他们都能够把自己艺术生命的根深深地扎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人民生活的深厚土壤中,比较注意从本民族独具风采的民间文学宝库中,从规模宏大的英雄史诗、神话传说、长篇叙事诗和简洁精美的民歌民谣中吸取丰富的养料,从本民族的人民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因此,他们的诗歌在题材、内容上,在语言、形式、风格上,都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民族气派。

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在少年时代便倾心诗歌,能背诵上千首诗作,崇敬爱国诗人黎·穆塔里甫。新中国成立后,他出版了十多部高质量的维文、汉文诗集和译著,丰富了我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宝库。他热情地歌唱祖国、歌唱人民、歌唱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不少诗篇可以合着“十二木卡姆”曲调歌唱,几十年来一直被传唱于我国大西北广袤的绿洲和浩瀚的戈壁之上。其写于1962年的诗作《祖国,我生命的土壤》,堪称中国爱国主义文学的经典篇章。诗人把祖国看作自己“生命的土壤”,祖国的每一粒砂土在他心目中都是“无比珍贵的图蒂亚”(即维吾尔民间传说中具有神奇疗效可使盲者复明的圣土)。诗中写到:“祖国之爱就是我的爱,/祖国之恨就是我的恨。/她的任何烦恼忧愁,/都会牵动我的每根神经。”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期,一批少数民族诗人就创作了许多富有独创性和民族特色的诗歌作品,在中国诗坛上构成了一道独放异彩、耀人眼目的风景线。

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于19世纪30年代步入文坛,是蒙古族现当代诗歌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海内外诗坛有广泛影响。他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时写的1300行长诗《狂欢之歌》,是其晚年的代表作之一。作品由现实回溯历史,描绘了内蒙古草原苦难的昨天、幸福的今天和美好的明天,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党、对祖国和对各族人民真挚的爱,充满草原气息,蕴藉着蒙古族人民的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比兴纵横,意象葱茏,情采壮美。

追溯草原诗歌的形成与发展,脉络是清晰的。新中国的建立与内蒙古自治区成立,焕发鼓舞了草原儿女的歌唱热情,为内蒙古新诗创作带来了空前的活力。新时代、新气象、新希望,唤醒了沉睡已久的草原诗性,拨动了草原敏感的艺术神经,诗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讴歌时代。新诗,无疑是最无拘无束、最符合草原性情的抒发方式。因此,70年来,新诗在内蒙古的生长获得了令人慨叹的广阔自由。

一批根据民族民间故事创作的叙事长诗,以朴素、清新、明丽、丰富的语言,通过许多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深情独特地揭示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精神美、心灵美,强烈深刻地表现了他们反对黑暗势力、追求幸福自由的坚强意志和崇高理想。如韦其麟的《百鸟衣》、包玉堂的《虹》、苗延秀的《大苗山交响曲》、汪玉良的《马五哥与尕豆妹》、沙蕾的《日月潭》、牛相奎和木丽春的《玉龙第三国》等。

蒙古族诗人巴·布林贝赫也是我国蒙古族新文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上世纪50年代初创作的《心与乳》和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而作的700行长诗《生命的礼花》,是其早年的代表作。他把英雄史诗的粗犷与民间情歌的柔美结合起来,探求一种有蒙古族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所以他的爱国主义书写在中国多民族诗坛上独树一帜,为国内外诗坛称道。巴·布林贝赫有20余部蒙汉文诗集译著和诗学专著,每一部都写出了很深刻的观点,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歌声表达。

许多诗篇绚丽多姿地抒写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传统习俗和民族风情,生动有趣地展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爱情婚姻和文化生活,而引起读者的注意。如包玉堂的《仡佬族走坡组诗》、纳·赛音朝克图的《蓝色软绸缎的“特尔力克”》、吴琪拉达的《该把口弦挂在谁的胸上》、张长的《爱伲人的婚礼》等。

通过故事表达新风

纳·赛音朝克图,这位穿越旧时代、拥抱新生活的诗人,率先唱出了滚烫的颂歌。“像红艳艳的火焰徐徐高升/我们的国旗,有多么威风/成立了新的国家呀/我们的人民,是多么的欢欣!”《我们的国旗》拉开了内蒙古政治抒情诗的序幕。而巴·布林贝赫的《心与乳》则带着草原生活的清新与草原人民的挚诚,向新生的共和国唱出了赞美的心声。作为第一代内蒙古新诗的奠基者和领军人物,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可谓这一时期草原诗歌天幕上次第亮起的双子星座。

更多的诗歌则着力于别开生面地反映少数民族的新生活、新思想和新追求,热情洋溢地抒发和表达本族人民在新时代的欢乐感情和美好畅想。如库尔班·阿里的《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康朗甩的《傣族之歌》、康朗英的《金纳丽在飞翔》、饶阶巴桑的《牧人的幻想》、巴·布林贝赫的《生命的礼花》等。还有柯岩、高深、汪承栋、柯原、金哲等一批诗人的各类题材的诗作,也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因得天时、地利、人和,少数民族小说创作风生水起,引起广泛关注。被老舍称为“文坛千里马”的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一马当先,其成名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1952年1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当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简评”,称赞这篇小说“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先进的力量,用新的伦理理念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玛拉沁夫后来接连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春的喜歌》《花的草原》和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上),都充满了对蒙古草原和新中国的热爱。特别是他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以史诗性的宏大叙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草原人民争取翻身解放的伟大斗争。在1963年出版的《读书杂记》中,茅盾指出:当时一些作者下笔“从政策出发,而不从生活出发”,“玛拉沁夫的作品,好处就在它们都是‘从生活出发’。玛拉沁夫富有生活的积累,同时又富于诗人的气质,这就形成了他的作品的风格——自在而清丽。”爱祖国、爱人民、爱草原、爱生活,从生活出发进行创作,正是玛拉沁夫步入文坛便对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60多年来一直为国内外文坛广泛关注的原因。

一个时代涌现出的不止是一两位歌手。纵观人类的文明史,任何一个辉煌的文化现象无不是以群体共建的方式呈现的。几乎同时,美丽其格、孟和博彦、其木德道尔吉、特·达木林、安柯钦夫等一大批年轻的诗人们,以其单纯、欢乐、豪迈和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声调加入了这一合唱。

改革开放40年来,由于党的文艺路线和民族政策得到更好更全面的贯彻落实,中国作协创办了专门发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期刊《民族文学》,定期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奖活动,连续不断举办少数民族作家的培训班、研修班,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参与中外文学交流,不定期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集中研讨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有关问题,少数民族诗歌也同其他门类的文艺形式一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主要表现在: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少数民族小说大量问世,满族的端木蕻良、舒群、马加、关沫南,维吾尔族的祖农·哈迪尔,哈萨克族的郝力斯汗,壮族的陆地,彝族的李乔、李纳、普飞、苏晓星,回族的胡奇、哈宽贵,苗族的陈靖、伍略,朝鲜族的李根全,白族的杨苏,土家族的孙健忠,侗族的滕树嵩,以及蒙古族的敖德斯尔、扎拉嘎胡、安柯钦夫、朋斯克等作家,都在爱国主义书写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为那个时代留下了不可忽视的文学记忆。

赞歌唱给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沸腾的现实生活的确容易引燃诗人们的激情。很快,草原上就诞生并形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空前活跃的诗歌队伍。韩燕如、安谧、戈非、贾漫、纳·塞西雅拉图、哈·丹碧扎拉森等年轻的诗人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这时期内蒙古诗歌的总体特征是歌颂党、歌唱祖国、歌唱时代、歌唱生活、歌唱民族、歌唱团结,诗中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和开创新世界的豪迈与自信。

第一,不仅每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诗人,而且诗歌作者的队伍更加壮大。大家挣脱了种种“左”的禁锢,思想解放了,眼界开阔了,题材不断拓宽,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现实生活、人生百态,英雄人物、普通百姓,山水风光、花鸟虫鱼,各种各样的题材都在少数民族诗人的笔下得到了异彩纷呈的反映,语言形式、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也更加多样化。少数民族诗歌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显得更加丰富奇丽、多姿多彩。

其中,李乔描写新中国成立前后彝族地区历史巨变、歌唱凉山彝族奴隶翻身解放的多卷本小说《欢笑的金沙江》,是不可多得的长篇巨著。此书第一卷刚问世,冯牧便在1959年第1期《文艺报》上称赞它是“一本既能鼓舞人们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又能给读者许多丰富有趣的社会生活知识的优秀作品。”1995年中共中央宣部推举“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百部丛书,此书也在推荐之列。陆地描写广西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在表现翻身农民和土改工作队员的家国情怀方面有不少独到之处。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文艺“双百方针”激活了短暂的创作自由,旋即又受到“反右”运动的影响。在“大跃进”时期,内蒙古诗歌也走得不够顺畅。到了60年代,文艺政策调整,内蒙古诗歌获得了短暂的生机,诗的视野开始由单一的政治话语转向对风土民俗、自然风光和劳动汗水的吟诵。巴·布林贝赫、其木德道尔吉、韩燕如、安谧、王磊、戈非、张长弓、贾漫、周雨明、孟河、杨若飞、勒·敖斯尔、巴·敖斯尔、毕力格太、张之涛等人自觉地着眼于诗歌艺术的探索。

第二,经历了十年“寒冬”的考验,少数民族的诗人们“站在历史长河的岸上,让庄严的思想展开沉重的翅膀”。单一的直线视角为多角度多层次的观察、感受和揭示所代替,肤浅的直白的歌颂为丰富复杂的内容和严肃深沉的思考所代替,天真浪漫的情绪为严峻艰苦的探求和引人深思的历史感所代替。诗人们诚实勇敢的品格和纯真高尚的灵魂得到冶炼和展现,他们的诗也就有了更尖锐深刻的穿透力和更富于概括力的历史深度。伴随着对真、善、美的歌颂,往往有对假、丑、恶的无情鞭挞;在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历史巨变和瑰丽景象而欢欣鼓舞、由衷赞美的时候,诗人们也没有忘记对某些随之而来的腐败与欺骗的揭露。他们不论写什么题材,都注意把自己独特新颖的个性感受和启人心智的哲理思考,贯注于诗的创造活动中,从而使自己富于民族特色的诗篇有了更厚重深刻的时代生活内涵。他们在思想和艺术的追求上,在继承与革新、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结合方面,都比过去更自觉、更成熟而更富有创造性了。

戏剧和电影领域的探索

上世纪70年代末,“十年动乱”终结,改革开放为文学艺术带来了又一个可喜的春天,进入新时期文学大潮的内蒙古诗歌再次复苏。整个国家和民族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历史反思与变革之后,人性被重新确认,人的基本价值和尊严再获尊重,社会思潮与文艺思潮都得到了全面地匡正与修复。抒情、思考、自由、自我,这些原本就属于诗的基本要素开始归位。诗,又回到了诗歌本身。

第三,老年、中年的少数民族诗人们在改革开放后与时俱进,对诗的本质、诗人的职责和诗作为“精神个体性的形式”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在新时期涌现出来的诗歌新人,更是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旧的理论模式和创作模式的影响和束缚,一开始写诗就有比较新颖和独特的个人特色,体现出一种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各自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各自发出自己的声音。从总体上来说,我认为老、中、青几代少数民族诗人在新时期的创作中,都在努力追求写出具有民族魂魄、人类情怀、世界眼光相结合的诗歌。

老舍在爱国主义文学书写方面成就最为突出,为中国各民族作家树立了光辉榜样。散文《我热爱新北京》、小说《正红旗下》、话剧《龙须沟》《茶馆》,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学精品,体现出了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茶馆》轰动中国,也轰动世界,获得东西方读者、观众的一致好评。关于《茶馆》,老舍说他写作的目的是要“葬送三个时代”。这一论述背后有着十分重要的潜台词。老舍理直气壮地书写《我热爱新北京》,在《龙须沟》中淋漓尽致地表现新北京、新中国与旧北平、旧中国的天壤之别,这说明他在《茶馆》中不仅要“葬送”旧中国的“三个时代”,而且要礼赞新中国的成立,让观众作新旧两重天的比较对照,从而进一步提升海内外观众对伟大的新中国的热爱或认同。

诗和诗人们仿佛一夜苏醒,人与自然、家园故土、族群血脉、亲情爱情……这些人类永恒的主题被重新发现,一唱再唱,余音绕梁,涤荡灵魂。这样的歌唱由心而发,使诗歌有了可贵的生命原色。陈广斌、张湘霖、巴特尔、黄锦卿、贾勋、青格里、白朝蓉、里快、旭宇、火华、哈斯乌拉、阿拉坦托娅、王忠范、方纲、乌吉斯古冷、尹君、李子恩、戈锋等一代诗人刷新了草原诗歌的风潮。一些归来的老诗人也再度发力,安谧、贾漫、戈非、王磊、周雨明、杨若飞、王绶青、毕力格太等激情四溢,佳作迭出。

以上简略地回顾、评述了新中国70年的少数民族诗歌。因精力和阅读面的有限,不包括未翻译成汉语的大量少数民族诗歌,还有大量少数民族民间史诗、民族叙事诗、民间歌谣,以及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旧体诗词。我认为,70年来的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取得了划时代的巨大成就。它的丰硕成果、丰富经验和存在的不足,需要很好的回顾和总结,希望诗歌评论界和新文学史界给予更多的关注。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戏剧和电影文学大都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彰显了全国各民族大团结的诉求。例如,维吾尔族作家包尔汉的话剧《火焰山的怒吼》、赛福鼎的歌剧《战斗的历程》,蒙古族作家超克图纳仁的话剧《金鹰》,赫哲族作家乌·白辛的剧本《赫哲人的婚礼》,还有满族作家颜一烟的剧本《中华女儿》和壮族作家周民震的剧本《苗家儿女》等,都是当时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有些至今还为文学史家所称道。

在80年代,诗歌创作获得了可贵的自由,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朦胧诗”大潮迅速席卷了整个诗坛,初春的草原诗歌也蒸腾着氤氲的雾气。旧有的思维模式完全被打破,写作观念不断获得更新,诗人们在技艺乃至语言层面探索着全新的表达方式。诗人们既关注宏大的时代主题,也关注日常的生活、普通人的情感和自我的内心世界。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诗歌构成了多元共存的局面。在语言、表现手法等形式上,也都呈现出鲜明的实验色彩。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前17年,中国多民族文学的爱国主义书写是中国文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茅盾1960年7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列举了兄弟民族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文学家的名字及其代表作,高度评价他们反映少数民族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解放后的幸福生活、建设社会主义的冲天干劲以及民族间团结友爱的作品,称赞这些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成就”,少数民族文学“真正是花团锦簇,盛况空前”。

80年代的诗歌探索与全新风貌的诗歌涌动,与新一代诗人登上诗坛密不可分。张廓、赵健雄、张之静、蒙根高勒、雁北、白涛、张天男、默然、成子、梁粱、董培勤、杨挺、张钟涛、方燕妮、蓝冰、蒙原、独桥木、牛敏、冰风、南鱼、斯日古楞、西凉、竞心等众多诗人,渐次成为内蒙古诗歌的中坚力量。他们以卓异多姿的个人风采和宏远雄浑的群体热量,不断锻造着草原诗歌的美学风范。他们承前启后,为草原诗歌多声部、多向度、多元化的审美实践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其中,有几位以表现蒙元文化和草原精神为使命的诗人,葆有旺盛的创作活力,直至进入21世纪依然活跃在诗歌创作现场,不断拓展草原诗歌的疆域。

当然,接下来有“文革”10年,中国多民族文坛充满肃杀之气,美丽的百花园破败凋零,不少作家诗人身心遭到严重伤害,老舍、纳·赛音朝克图等文学大家甚至因受迫害至死。好在随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到来,中国多民族文学又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进入90年代,多元自由的文化环境和积淀深厚的草原诗歌土壤使更为年轻的诗人们拔节而出,内蒙古诗人群体在不断壮大。温古、敕勒川、殷杉、哑樵、王阔海、王静远、广子、赵卡等因其个性化的诗歌创作而受到关注。

进入21世纪,网络和新媒体的发达,给草原诗人带来更为迅速、便捷的成长途径。但较之全国其他省份,内蒙古新生代的诗歌与人们的期待尚有距离。新世纪以来,内蒙古诗歌在全国产生影响者,大多仍是那些早就登上诗坛的成熟写作者。这一方面是因为中老年诗人们持续不懈地努力创作着,另一方面是因为诗歌在这个时代不再处于“中心”,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近10年来的内蒙古诗坛显得有些冷静,甚或寂静,没有喧嚣,没有震荡。诗歌面貌依然保持着草原的宽广、沉稳、雄健、持重,似乎有些凝滞,似乎有些迟缓,但没有随波逐流,没有浮光掠影。这不啻是一份难能可贵的坚守。

纵观内蒙古诗歌70年的发展历程,有过高峰,也有过低谷,但每个时代都不乏代表性的诗人和诗歌作品。诗人群体在80年代后虽略显单薄,但仍有新鲜的血液陆续注入,沉潜的力量储蓄了未来内蒙古诗坛的希望。70年来的草原诗歌,作品浩瀚,题材丰富,风格迥异,审美多元。总体来说,我们的草原诗歌在漫长的70年间承担使命,栉风沐雨,勇于坚守,无愧于草原,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读者。

在线性地梳理了内蒙古诗歌的发展进程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其中的一些特殊诗歌现象。

在内蒙古,领导干部热爱诗歌,并带着他们自身的优势投身创作。这一盛景,可追溯到上世纪中叶乃至更早。无论在共和国黎明时分,还是草原霞光初露之际,就有集战士与诗人于一身的歌者以啼血的诗音,向寒冷的高原发出声声啼呼。这一传统如紧抓大地的牧草,绵延不绝,时至今日,仍弦歌不辍,薪火相传。有些领导干部的诗歌以旧体为主,但体旧题新,他们诗歌中的历史是鲜活的,诗情本身也或深浓,或怡然,或铿锵,同样记录着时代、辉映着生活。

母语诗歌在内蒙古诗歌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语言的限制,母语诗歌的声音更多在草原上传播。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其木德道尔吉、丹碧扎拉桑、赛西雅拉图、特·达木林、安柯钦夫、阿尔泰、齐·莫日根、敖力玛苏荣、勒·敖斯尔、巴·敖斯尔、萨仁其其格、特·官布扎布、特斯琴、纳·熙乐、满全·道日纳、马英、海日寒等,一大批优秀的民族诗人承前启后,让草原母语诗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其中一批优秀诗人的创作,或因翻译不够多,或因翻译不够好,诗的光芒受到了遮蔽,这不能不说是草原母语诗歌的遗憾。

内蒙古诗歌创作的繁荣,是多民族诗人共同努力的结果。除了蒙古族诗人,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民族的诗歌创作也异常繁荣。他们有语言无文字,以其独特的民族心理感受生活,用汉语表达哲思、抒发深情。孟和博彦、巴图宝音、空特勒、孟大伟、白剑等诗人的作品,既有汉语诗学上的优长,又葆有本民族的思维特征。

“游子诗人”是草原诗脉中不能忽略的一缕。不论是什么民族的诗人,只要出生在这片土地上,或在这片天空下有过深情的精神注入,草原就成为了他们的心灵家园。他们散落着,又凝聚着,只因为对故乡那份割不断的情愫。查干、高洪波、任卫新、张之静、郑道远、默然、梁粱、冰峰、舒洁、多兰、娜仁其其格,他们的作品在盎然的诗意中本能地幻化着多彩的故乡。

在内蒙古,出现了一批又一批聚焦钢铁诗学的诗人。上世纪50年代,在草原钢城云集起一股诗歌的钢铁力量并形成群落。以纪征民、王维章、张树宽、叶文彬为代表的诗歌劲旅,主要抒写矿山和钢铁题材。这股热情一直延续到80年代。之后,出现了以童华、赵剑华、张钟涛、赵飞、农子为代表的新一代诗人。这代诗人除描写大工业外,许多作品注重抒发个人的内心感受与独特思考。今天,特立独行的“钢城诗社”汇聚起包钢几十位中青年诗人,创新活力不减当年。

诗歌阵地与平台的搭建,对内蒙古诗歌的中兴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80年代,众多“选刊”纷纷创办。在寂寞的西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以其独有的眼界与胆识,创办了《诗选刊》杂志。《草原》杂志大篇幅开辟“北中国诗卷”栏目,让80年代中国诗歌匆忙的脚步,在这里驻足、栖息、蓄势,复又出发。当年,两座卓然而立的草原诗歌营地,既是壮丽的风景,又是温暖的毡房,牵引了无数跋涉者的目光。

对于诗人们来说,2017是重要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正是中国新诗百年诞辰;对于内蒙古2500万各族儿女而言,2017年也是特殊的一年,这一年恰逢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置身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作为一个诗人,一个草原乳汁养育长大的儿子,我的心思毫不犹豫地落在那些赞颂母亲的诗歌上。同时心想着,总应该做点什么,以回馈哺育我们的草原、时代和文学家园。于是,我就动手编选这样一本诗选。

在搜集文献时,我们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用尽了能够想到的所有办法。最难的还是作品的遴选,在近700位作者和10000多首诗歌中,挑选出经得起历史和时间检验的诗人诗作,眼花缭乱之中,无论怎么用心用力,都会有遗珠之憾。在此,也向由于我们的眼光局限、时间局促,以及种种原因未能入选的诗人表示深深的歉意,寄希望未来能有补偿的机缘。

新诗一经落草,便挣脱了旧体诗的桎梏而独立行走。散文诗看上去介乎于诗与散文之间,但其实它有着不同的血脉与骨骼。这部“诗选”只收录新诗,既非“偏颇”,也非“歧视”,而恰恰是对每一种独立文体应有的尊重。

感谢广子、温古两位诗友,是他们具体、细致,不厌其烦、不辞辛劳的协助,使得这项浩繁、琐屑、令人生畏的工程得以完成。对于诸多前辈诗人和各路诗友的鼎力相助,我更是深表谢忱。

谨以此书献给中国新诗百年,献给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诗歌不老,诗人永远年轻;草原诗歌,在沐浴了70年的风雨阳光之后,如同养育了它的高原一样,必将奔涌出生生不息的连天绿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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