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气象、文化格调,往往由诗歌来呈现。因此,这个时代的诗人有着抒写的责任。

诗歌创作要更好地反映现实生活、时代社会,这是诗歌界长期以来的强烈呼声。这种声音的出现,主要源自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和背景:个人化写作的盛行,让很多诗歌沉迷于琐碎的生活经验之中,诗人由此丧失了对世界的整体把握能力,诗歌变成了对生活碎片的简单记录,却无法对时代和社会的总体状况进行言说;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诗歌已经不再居于舆论场域的中心,是否能够通过对公共事件的介入,让诗歌成为建构情感共同体的媒介;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人民群众正在进行伟大的创造实践,精彩的中国故事不断上演,我们的现实生活比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都要精彩、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呼唤那些能够反映时代气象的大诗、史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如何创作出更多歌咏新时代、反映人民美好创造实践的优秀诗作,成为值得诗歌界不断深入探讨的话题。1月5日至6日,由诗刊社中国诗歌网主办的第二届新时代诗歌北京论坛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出席并讲话。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位诗人、评论家参加,围绕论坛主题“新时代诗歌的创新、建设与发展”展开研讨。论坛由《诗刊》副主编李少君主持。

澳门新浦京下载,现实是多元的,诗歌当产生于现实之中,反映出现实的复杂性。诗歌在反应现实方面的先验性和审美意味,得益于诗人处理现实问题时的精心甄别和站位高度。现实是多元的,诗人的视角和笔触也应该是多元的,诗歌照应时代精神的维度也应该是多元的。这取决于诗人多年修炼的把握经验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诗人的个人经验、诗人把握现实的能力,都会体现在自己的诗作中,使一首诗歌区别于另一首诗歌,使一个诗人区别于另一个诗人。

因此,这种呼唤诗歌更好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声音,有着诗歌发展内部的必然性。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一些人认为,诗歌和政治挨得太近了。进而朦胧诗、第三代诗等一代代新诗人站起来,提出了不一样的观念,从关注、表达集体经验,转到关注个人价值、书写个体的日常生活。“个人化写作”、“及物性”也成为了90年代诗学的重要概念,并一直影响至今。如今,我们似乎厌烦了这琐碎的一切,又呼吁要“整体把握时代”。但很显然,这并不是回到原点,因为时代不一样了,诗人也不一样了,诗人的主体已经严重分化,他们面目各异,有着不同的诗学理念和技法。但无论如何,这必然要求诗人穿过碎片化的现象找到背后的“总体性”。

吉狄马加在讲话中说,中国诗歌创作一直以来都在深刻地介入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在巨大社会变革中描绘了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塑造了中国人丰富的审美感觉,凝聚了中国人的精神。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诗歌创作迎来了新的机遇。在新时代,中国诗歌要继承好传统中国文化的文脉以及近百年来的诗歌传统,同时也要积极借鉴优秀外国诗歌经验,更重要的是从当代中国人生动的创造实践中汲取力量与灵感,寻找新的美学表达方式,抒发中国情感,创造新时代的史诗。新时代的诗歌应该是多姿多彩的,我们的诗人要进一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写什么”和“怎么写”更好地结合起来,不断拓展诗歌的疆界,不断提升诗歌的境界,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诗作,通过多种媒介让诗歌佳作走进人民群众的生活空间之中,共同创造中国诗歌的新辉煌。

例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是杜甫的家国情怀。“今日云景好,水绿秋山明。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这是李白的豪放飘逸。“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是苏轼的感时伤怀。“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是辛弃疾的生不逢时……古代的诗人们以极具个性的诗作呈现了诗歌的品质。

这的确是不容易完成的工作,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作家、诗人的宿命。诗人从具体的事物入手,通过完整的诗意呈现,总能够抵达一些共通的经验。比如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等诗作,从具体的人和事写起,但却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当然,“诗人的个体写作”和“诗歌的社会性”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我们一再强调,“诗歌要更好地反映现实”,“诗歌要有公共性、社会性”的时候,并非是基于对“个体化写作”的完全否定,而是说,我们目前在诗歌的个性化、个人化方面做得不错,但在诗歌的时代性、社会性等方面还需要加强。实际上,优秀的诗歌总是能够用个性化的视角和语言去呈现具有公共性的经验。这正如卢卡奇在《现实主义问题》中说过的:“任何伟大艺术的目标,都要提供这样一幅现实的图像,在那里看不到现象与本质、个别与规律、直接性与概念等的对立,因为两者在艺术作品的直接印象中汇集成为自发的统一体,对接受者来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可以看到,新世纪以来,传播得比较广的一些诗歌,大都是无意中暗合了某些时代心理的作品。这个时代性是丰富的,它有多重面孔。如果每个诗人都能够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抒写好这个时代总体性的每一个侧面,汇总起来,就是这个时代真正的总体性。

新时代呼唤诗歌创作的新气象。诗人车延高说,诗歌创作在当前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期,但也由此带来了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局面。站在新的历史节点,诗人们应该大胆地拥抱新时代,让自己的灵魂接受新时代的洗礼,站在民族复兴、文化复兴的高度,进一步深入生活、观察生活,用新的思维、视角和表现手法来讴歌这个伟大的时代,创造出更多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诗作。诗人刘笑伟认为,进入新时代,中国诗歌要产生与伟大时代相匹配的“大诗”。新时代的诗歌创作要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其使命是弘扬中国精神、讴歌中国人民在追梦逐梦的历史进程中展现出的精神风貌,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军旅诗人一定要发挥军旅诗的优势,放眼时代、壮大格局,在新时代发出自己宏亮而独特的声音。

中国百年新诗的探索传承,历经了语言的解放、诗意的嬗变和体系的确立。当下,新诗写作显现峥嵘,已经具备了自身的特点和形态。从古体诗词到新诗,“诗歌要真实反映现实”这一诉求从未改变。有一位诗人曾经说过:“如果一位诗人不走进他们的生活,他的诗歌的篮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

当前诗坛存在很多具有担当意识的诗人,他们关心底层的弱势群体,关注社会的热点事件,体现出强烈的人文精神。但是,随着热点事件一过,很多诗歌就不再有人去读了。他们的诗歌创作,是为了“介入现实”而“介入现实”,有的诗人把诗歌写得跟新闻报道一样。特别是在当下,网络非常发达,网络浏览代替了实际的生活,很多写作者浏览几条新闻、几张照片就开始写诗了,其诗歌中就会缺乏情感的嵌入和沉淀,也没有什么精神内涵和思想力度。有一次,有一位诗人寄给我一本诗集,恰巧同事也认识这位诗人,就随手拿去翻阅。他看了之后说:“这就是把一段新闻,分行排列就可以了!这我一天能写个几十首!”如果我们的诗歌不能够就现实细节进行诗意提升,就不可能获得更多读者的支持。诗歌介入现实有其独特性,它总是跟现实好像隔了一层,但却能真正抵达现实的本质。这就如同中国古代文论中所讲的“诗酒文饭”,诗人要把“粮食”转化为“酒”,而不是仅仅停留在“饭”、甚至是还没熟的“米粒”。诗人在创作中要将写作素材进行心灵化、体验化,内化成自己生命的有机部分,然后再用语言将之生动呈现出来。

要写出新时代的大诗,诗人必须对历史和现实有深刻的把握。诗人阎安说,新时代是一个现代化程度很高的时代。互联网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自然状态,即使不亲临现场,人与人照样可以通过互联网“见面”。但是现实感是虚拟的体验所不能替代的,诗人应该启动自己的身心去深入现实、把握现实,在诗歌创作中呈现出既来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诗意空间。诗人李云认为,新时代需要真正优秀的诗歌,需要能客观和诗意地反映时代特征的真诗。完成新史诗创作重任,需要诗人们对新时代的本质特征有真实的认知,需要诗人们真正深入生活,到人民当中去。诗人要端正创作方向,超越“小我”,从小悲哀、小感动、小情绪、小欢喜和沉溺于语言内部炼金术的小技巧中走出来,拥有大格局、大抱负。

很多的新诗写作者,也以非常优秀的作品彰显了新诗写作的诸多可能。例如诗人昌耀,他的诗激情、凝重、壮美,有着饱经沧桑的情怀,有着苍茫雄浑的西部人文背景。他在《河床》中写道:“他从荒原踏来,/重新领有自己的运命。/我是屈曲的峰峦,是下陷的断层,是切开的地峡,是眩晕的飓风。”又如穆旦,他的诗象征意味浓郁,诗歌语言独具一格。他的《不幸的人们》中,有这样的诗句:“无论在黄昏的路上,或从碎裂的心里,/我都听见了她的不可抗拒的声音,/低沉的,摇动在睡眠和睡眠之间,/当我想念着所有不幸的人们。”再如冯至,他的诗低唱浅吟,抒情意味十足,又充满哲理:“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十四行诗》)

“艺术中意识形态的真正承担者是作品本身的形式,而不是可以抽象出来的内容。”伊格尔顿的这句话鲜明强调,诗人用诗歌来反映现实,终归到底必须通过艺术的方式来实现。通过喊口号的方式来传达主题、思想,可能看起来很大声、很热闹,但其影响力也会很快消散的。诗人必须依托高超的艺术转化、艺术传达能力,将现实生活真实反映出来,进而才有可能冲击广大读者的心灵。因此,在强调诗歌要反映现实的同时,我们一定要警惕,有人借此而把诗歌书写变成一种策略写作或社会学层面的庸俗化写作,故作高调、故作姿态。诗歌的社会性,不应该只是从诗歌写作所涉及的题材和作品的数量来考量,还应从诗歌介入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来考量。惟其如此,才能避免诗歌的社会性被庸俗化。

新的中国经验需要新的表达手法。在诗人汤养宗看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新诗总体上更加注重叙事性、语言的鲜活度,诗歌结构的肌理更为多维复杂。在新时代,诗人要通过诗歌创作挖掘出具有这个时代特征的痛与乐。这样的诗歌创作,一方面要见证时代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完成诗歌的美学建设,在世界诗歌场域中继承和发展汉语诗歌的荣光。评论家罗振亚认为,21世纪的诗歌创作更加关注日常经验,将诗从缥缈的“云端”请回了坚实的“大地”,增强了诗歌的“及物性”。在新时代,我们需要对“及物性写作”作出更为辩证的理解,“及物”写作不能放弃精神的提升,而且要讲究诗艺的自主性建构,注意各个艺术环节的打造。诗人胡丘陵说,在新时代,我们要写出更多敢于承担社会历史责任、对艺术风骨负责的大诗。诗歌表达社会历史,不是简单地复述历史事件、罗列生活细节,而是要有诗意的提升,将社会历史的承担和诗艺的承担更好地结合起来。

诗人要做的是在“现实”中发现诗意,并建构现实与诗歌之间的关系。诗歌来源于现实,但同时又超越现实。在这一点上,诗歌就是创造,创造一个“超越现实”的诗歌世界。在现实抒写方面,新时代的诗人需要不断创新、综合,既走向社会、走向现实,也走向内心、走向人性,将充满诗意而又泥沙俱下的现实、波澜不惊而又沟壑纵横的内心、复杂多变而又矛盾百出的人性充分结合起来。

诗歌要反映好现实,诗人的主体人格必须建立起来。面对现实,诗人不能妄加歌颂或批评,而是必须首先做到如实地记录,在此基础上再作出感性、理性的判断。诗人要捍卫人格的独立、捍卫真实的记忆,这是诗人保持言说有效性的基础。诗人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说谎,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假如我们连不参加撒谎的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们真的就一钱不值,无可救药了……”在诗歌创作领域,尤其能够体现人品、文品的同一性。在这个时代,诗人要重新树立起“知识分子形象”。他也许无法像以往那样成为一个高大的“立法者”,但应该成为一个理性的“记录者”、“阐释者”。这是一个网络化的时代,网民容易形成情绪化的反应,但诗人必须保持清醒,站在一种总体性的视野之中,去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以情动人、以理服人。

在新时代,我们应该更好地处理新旧传统、中西交流等命题。诗人刘向东认为,新诗和传统诗词虽然形式有别,但在很多诗意向度上是一致的。我们应该做到“守正”,继承古典诗词优良传统,同时在面对新时代语境时敢于创新。这个时代呼唤具有综合创造力的伟大诗人,但这样的诗人毕竟是凤毛麟角的。然而,我们不必气馁,每个诗人都要努力参与这个时代的见证与言说,共同书写一部当代史诗。在评论家蒋登科看来,中国新诗的发展,与对外国诗歌的翻译、引进密切相关。在新时代,希望有更多优秀翻译家对那些外国经典诗作进行翻译。在注重引进外国诗歌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考虑中国新诗的“输出”工作。应该遴选出比较权威的新诗选本,并组织优秀翻译家对这些作品进行翻译介绍,向外国读者系统地推介中国新诗。

对于诗人而言,诗歌写作不能同质化。那些精致的、唯美的诗歌是好的,那些粗粝的、烟火四起的诗歌也应该是好的。现实是生机勃勃的,充满差异性的,诗歌亦应如此。每一个诗人都要寻找到自己的诗歌道路,探索对世界和自我的诗意表达。一个诗人在自己的写作中,往往都有自己的显在或隐在的“写作谱系”,立足于自己的“现实”,才能凸显个人的写作理想与写作标准。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诗人要反映现实生活,需要他具备较好的同理心。当一个诗人置身于现实社会之中,其实是置身于人与人、人与万物的关联之中。正如诗人沈苇所说,“远方的不幸常会刺痛我们的心灵,身边的悲剧更是伤及自身而不能置之度外。自然之死、同类之死,是我们身上的一部分在死去。这就是人类美德中的‘一体同悲’,它同样是诗歌的美德之一。”诗歌仅仅表达自我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表达他人的处境。对他人苦难的同情,并非使我们显得高尚,其实仅仅隐含了强化灵魂之活力、体验自我之力量的朴素愿望。因此,在当下的语境中,诗人要成为“时代的感应器”,深化自身对时代的感受力和回应能力,增强用诗歌来处理复杂社会现实的能力。

新时代诗歌的创新,最终还是取决于新时代诗人对自我的更新。评论家杨庆祥说,微软公司开发了人工智能“小冰”,它可以写出很有诗意的作品。面对这样的情况,诗人们必须重新从五四新诗传统里汲取营养,重新思考“立人”与“立言”的关系,重新把诗和人结合起来,在诗歌写作中表达诗人的遭遇、命运,使之与“人工智能之诗”区别开来。诗人马骥文说,无论在任何时代,诗歌都必须回应时代对它的期待。诗人在语言技艺上的精进和成熟,一定是在和时代的回应关系中完成的。在新时代,诗人要锻造出一个健全的心灵,这应该体现在,任何时代的内容在他那里都能够得到深邃的观察和认真的回应。

在当下的新诗写作中,诗人们一方面秉承传统,另一方面立足现实,融汇现代意识和技术。很多诗歌有着沉静的力量,有着自己独特的呈现和表达。诗人坚守自己的创作,不苟同,不附和。诗歌理论批评也有良好的助推作用。当然,当下的诗歌写作,也存在很多需要思索的命题。比如,诗歌进入公众视野的途径有待开拓,诗歌介入大众阅读范围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提高。

论坛期间,还举行了《诗刊》广告词征集颁奖仪式。网友手挥五弦的“诗承风雅颂,刊载天地心”获得特等奖。

新时代的诗歌写作实践中,“但愿我们真正成为我们人民的良心”(塞弗尔特)。诗人应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好的诗歌在于突破,在于创造,在于能够触动人心,能够被读者喜爱,能够流传下去。在现实土壤的孕育下,诗人应拿出好的作品来为这个时代作证,并以诗歌来反哺所生活的时代,展现“现实”中真实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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