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6日至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办,中国蒙古史学会和国际蒙古学学会协办的“第二届13-18世纪欧亚古典学国际会议暨亦邻真先生蒙古学论著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来自中国、日本、美国、俄罗斯、蒙古国、捷克等国家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隆重纪念中国蒙古学巨匠、内蒙古大学亦邻真教授逝世二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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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上午,亦邻真学术论著全集发布仪式及追思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第二会议室召开,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乌云毕力格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齐鹏飞在致辞中重点提及了亦邻真先生和国学院的深刻渊源关系,最后充分肯定了再版亦邻真先生著作的意义,并号召专家学者利用此次机会,充分总结先生的学术遗产。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乌兰简要介绍了亦邻真教授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国际蒙古学学会主席、匈牙利罗兰大学碧尔塔兰教授和中国蒙古史学会秘书长、内蒙古大学研究中心教授乌云格日勒分别代表国际蒙古学学会和中国蒙古史学会发言,介绍了亦邻真先生的学术贡献。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吕瑞锋和辽宁民族出版社副社长吴昕阳分别介绍了《般若至宝:亦邻真教授学术论文集》和《般若宝藏:亦邻真教授蒙古文论著及手稿》的出版情况。内蒙古大学教授照日格图向大会赠送了《内蒙古蒙古语方言地图资料集》系列丛书。

原标题: 般若至宝:纪念亦邻真先生逝世二十周年蒙古学论著研讨会

亦邻真及其作品集。 资料图片

追思会分为嘉宾发言和亦邻真先生弟子及子女发言两个环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乌兰研究员主持。

2019年11月16日至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办,中国蒙古史学会和国际蒙古学学会协办的“第二届13-18世纪欧亚古典学国际会议暨亦邻真先生蒙古学论著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来自中国、日本、美国、俄罗斯、蒙古国、捷克等国家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隆重纪念中国蒙古学巨匠、内蒙古大学亦邻真教授逝世二十周年。

亦邻真,又名林沉,蒙古族,杰出的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曾任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还曾担任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副主任、蒙古史研究所所长等职。他把毕生精力的绝大部分,献给了《元朝秘史》的研究和畏兀体蒙古文复原工作,是国际蒙古学界当之无愧的大学者。

亦邻真先生生前同事、内蒙古大学教授周清澍叙述了本次学术会议的必要性,指出亦邻真先生是全面的学者,其著作值得当今年轻学者学习,尤其号召大家要学习亦邻真先生敢于接受新事物并在该领域取得成就的精神。复旦大学姚大力教授、清华大学沈卫荣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达力扎布教授、日本九州大学森川哲雄教授、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二木博史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艾骛德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胡日查教授等回忆了自己与先生的交往情形,感谢了先生对自己的提携、鼓励,特别是在学位论文撰写、答辩时提出的宝贵建议。他们一致认为,亦邻真先生虽不多产,但其成果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此次再版其论著,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会议共有三个部分组成。

精细校勘,使《元史》点校本成为“最好的版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郝时远研究员、内蒙古大学白拉都格其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成崇德教授、内蒙古大学齐木德道尔吉教授、内蒙古大学白音门德教授等亦邻真先生的学生,深切缅怀了导师当年的言传身教。亦邻真先生的次女亦然之也回忆了幼时和父亲的故事,自己虽在海外生活多年,但父亲的教诲影响一生。

16日上午:亦邻真学术论著全集发布仪式及追思会

亦邻真,1931年出生在伊克明安旗一个蒙古贵族家庭。他出生不久,家乡便被日本侵略者占领。1938年,亦邻真在齐齐哈上了小学,学习汉语和日语,同时跟私塾先生学习蒙古文,跟一位老喇嘛学习藏文和佛经。多种语言、文字的训练,为亦邻真在蒙古语言学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6日下午,9位学者做了大会主题报告。

16日上午9:30,亦邻真学术论著全集发布仪式及追思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第二会议室召开,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乌云毕力格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齐鹏飞教授首先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其次重点提及了亦邻真先生和国学院的深刻渊源关系,最后充分肯定了再版亦邻真先生著作的意义,并号召专家学者利用此次机会,充分总结先生的学术遗产。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乌兰研究员简要介绍了亦邻真教授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国际蒙古学学会主席、匈牙利罗兰大学碧尔塔兰教授和中国蒙古史学会秘书长、内蒙古大学研究中心乌云格日勒教授分别代表国际蒙古学学会和中国蒙古史学会发言,介绍了亦邻真先生的学术贡献。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吕瑞锋先生和辽宁民族出版社副社长吴昕阳女士分别介绍了《般若至宝:亦邻真教授学术论文集》和《般若宝藏:亦邻真教授蒙古文论著及手稿》的出版情况。内蒙古大学照日格图教授向大会赠送了《内蒙古蒙古语方言地图资料集》系列丛书。

1956年,亦邻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北大求学的5年,对他的一生走向有决定意义,他走上了史学研究的道路。除了学习课程之外,他翻阅了很多蒙古史资料,精读了许多史学名著,对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他抓紧时间修完了俄语和英语公共课,还选修了法语课。1961年,亦邻真从北大毕业后,来到内蒙古大学工作,从事蒙古史研究。

乌兰做了题为“亦邻真先生的蒙元史语文学课程”的报告。她深情回忆了恩师在1979年3月15日首次讲授“蒙元史语文学”这门课程的情形,由于这门课程难度很大,当时一度产生了很大的心理负担,好在恩师很有耐心,自己逐渐进入了学习状态。亦邻真先生蒙元史语文学定义为“研究蒙古汗国和元代文献的学问。这一时期文献的特点是多语种,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汉语和蒙古语”。课程主要内容为蒙古语文献、汉语文献和汉语音韵学三部分,教学最终目的是使学生能够掌握蒙元史语文学的基本知识,并进一步运用到蒙元史研究中去。她最后总结道,语文学是蒙元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本功,感谢恩师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乌云毕力格教授

亦邻真很快就在史学界崭露头角。1962年,为纪念成吉思汗800周年诞辰,他发表了《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一文。这一讨论关于蒙古族的形成、社会发展等问题的名作,受到民族史学界前辈的称赞。1965年,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集体编写《内蒙古史纲》,亦邻真分写最前一段,后以《从远古到唐代的我国蒙古地区》为名,在学校内部印行。这本几万字的小册子甚至比许多巨著还受欢迎。

白拉都格其以“关于早期蒙古社会制度的再思考”为题,探讨了成吉思汗之前的蒙古人何时从“野蛮”的原始氏族社会过渡到“文明”的。他在前人基础上,觉得以下三点值得再思考:一是如何更准确、合理地理解和判断这个过渡及其完成的基本标准、标志;一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再回顾和梳理基本文献记载,试求有新解读;一是力求更为准确、合理地解读更大空间范围的基本史实,为本题讨论提供必要的参照系和佐证。

追思会分为嘉宾发言和亦邻真先生弟子及子女发言两个环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乌兰研究员主持。

从1971年起,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投入《元史》一书的校勘工作。因为点校二十四史是毛泽东批准的任务,即使在“文革”中也不受干扰。亦邻真积极参加了这项工作。蒙古史研究室完成《元史》校记长编后,他被派到北京中华书局,协助著名蒙元史专家翁独健完成点校本的定稿工作。

国际蒙古学学会主席、匈牙利罗兰大学碧尔塔兰教授的演讲题目是Carmen
Miserabile by Master Rogerius. Some Remarks on the 13th Century
Hungarian Narrative on the Mongolian Expansion. Mater Rogerius
(1205−1266)写作了Carmen
Miserabile一书,这是关于蒙古西征入侵匈牙利的最著名叙事之一,它记载了拔都军队占领匈牙利的情况。碧尔塔兰在其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重点讨论了文本中一些特定的关于匈牙利的主题。

亦邻真先生生前同事、内蒙古大学周清澍教授首先发言。周先生是德高望重的蒙元史大家,著有《元蒙史札》等名作。他叙述了本次学术会议的必要性,指出亦邻真先生是全面的学者,其著作值得当今年轻学者学习,尤其号召大家要学习亦邻真先生敢于接受新事物并在该领域取得成就的精神。复旦大学姚大力教授、清华大学沈卫荣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达力扎布教授、日本九州大学森川哲雄教授、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二木博史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艾骛德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胡日查教授等随后发言,他们纷纷回忆了自己与先生的交往情形,感谢了先生对自己的提携、鼓励,特别是在学位论文撰写、答辩时提出的宝贵建议。他们一致认为,亦邻真先生虽不多产,但其成果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此次再版其论著,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元史》一书修纂仓促,有不少讹文。史文用汉字译写蒙古、藏、梵、波斯等多种语言的专名和名物,抄刻中讹、倒、衍、脱甚多。纠正这些舛误,需要深厚的功力。在翁独健教授指导下,亦邻真将《元史》全书逐字逐句校读3遍,查阅了大量元代文献和中外研究论著,对校记长编稿进行逐条审定,最后写出2612条校勘记。1976年,《元史》点校本出版,被公认为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艾骛德做了How the Shengwu Qinzhenglu Was
Written?的报告。艾骛德教授潜心研究《圣武亲征录》十五年,其成果即将出版。他指出,《圣武亲征录》位于《蒙古秘史》《元史·太祖本纪》和《史集·成吉思汗传》的交汇之处,是研究蒙元早期史的重要材料。该书由成吉思汗编年史和窝阔台编年史两部不同作品组成,二者具有不同风格和名称。《太祖实录》虽已亡佚,但在《史集·成吉思汗传》《通鉴续编》《元史·太祖本纪》等文本,可以确认《圣武亲征录·成吉思汗编年史》是《太祖实录》98.8%完成的副本。《圣武亲征录·窝阔台编年史》是《太宗实录》约70-80%完成的副本。元仁宗,大约在1320年,想将元太祖及太宗实录的文本剪辑为一个简短的历史记录,用辉煌的蒙元历史启发当代。《太祖实录》的史源大部是蒙古文,但编纂的组织典范却来自欧阳修,不可简单将其视为单纯的蒙古文史料或汉文史料,这正好说明元廷的复杂性和多民族性质。

内蒙古大学周清澍教授

《元史》点校结束后,亦邻真接受了中华书局《元典章》的古籍整理项目。他后来写成了以解读《元典章》为主的《元代硬译公牍文体》一文。此文发表后,在国内外都有影响,被视为解读元代公牍的工具性文章。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姚大力教授的演讲为“《大明混一图》上的两个印度”。今已佚失的旧大陆世界地图李泽民《声教广被图》,是成于明初的《大明混一图》及15世纪初叶朝鲜王朝制作《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时最重要的底图。后两幅地图之间最为显著的差异,是后者未曾呈现半岛形的南亚次大陆,而把属于印度的诸多地名定位于亚洲大陆块西南的一个巨岛之上。《大明混一图》则在保留“混一疆理图”里那个巨岛的同时,又在阿拉伯半岛以东增画了一个树干状的半岛,即出现“两个印度”。姚教授在对勘多语种地名的基础上,指出明代制图者对印度洋的认识还很不充分,无法确定“广被图”上的岛屿状印度是否绝对画错了位置。所以他没有贸然将岛上地名归并到新增的半岛上去,而宁可保留着李图上那个岛屿状印度,只是设法避免两处地名发生重复而已。这也说明,《大明混一图》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东方制图者对如何在一张图上整合世界地理知识所获致的思考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郝时远研究员、内蒙古大学白拉都格其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成崇德教授、内蒙古大学齐木德道尔吉教授、内蒙古大学白音门德教授等亦邻真先生的学生,深切缅怀了导师当年的言传身教。亦邻真先生的次女亦然之也回忆了幼时和父亲的故事,自己虽在海外生活多年,但父亲的教诲影响一生。

1979年,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上,亦邻真提交了一篇论文《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那是他在通盘研究过古代北方民族的基础上写出的。这篇论文解决了蒙古族及其以前北方诸民族族源等若干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乌兰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郝时远研究员

潜心研究,用畏兀体蒙古文复原《元朝秘史》

日本九州大学森川哲雄教授研究了著名的“俺答汗碑文”。他指出,“俺答汗碑文”自发现以来备受关注,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全荣研究员等先后进行过研究。然而,由于碑文有所损泐,部分文字难以辨认,这影响到了对其全部内容的理解。森川教授对该碑文进行了重新转写、注释和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巴哈提·依加汉教授考察了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乾隆四十八年四月敕哈萨克小玉兹汗努喇里和中玉兹苏勒坦(王)阿布勒必斯的两件察合台文谕旨,在结合相关满文奏折及其它察合台文献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准确释读和研究。并进而指出清朝与哈萨克的交往过程中,察合台文起到了双向的重要作用,清廷曾把察合台文作为于哈萨克交往的正式公文文书语言之一。

16日下午:大会主题报告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教授周清澍与亦邻真学习、共事近40年。他回忆起亦邻真时说:“他学习语言有超乎常人的能力,在学习历史专业的同时,深入钻研语言学的知识。这为他后来从事蒙古文字学、语音学和古典文献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善于抓住要害,如他注意到伯希和、符拉基米尔佐夫、田清波、柯立夫、马洛夫等人的精辟研究时,就全神贯注地去领会,并能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因此他在蒙古语言研究中,能解决专业工作者所不能解决的难题。”

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二木博史教授以“关于东京私人收藏的哈斯宝译《今古奇观》抄本”为题,首先介绍了各地所藏哈斯宝译《今古奇观》的概况。随后对1978年在乌兰巴托收集到的《今古奇观》以及其它蒙古文译本的问题做了详细探讨。内蒙古大学白音门德教授从语言学角度介绍了罗卜桑丹金《黄金史》,并对其旁注的时间、内容做了相关考证。进而得出《黄金史》旁注对《黄金史》本身的研究及对蒙古语语法,词汇,正字法的发展历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16日下午,9位杰出学者做了大会主题报告。

奠定亦邻真在蒙古史学地位的经典之作《〈元朝秘史〉畏兀体蒙古文复原》,就是他将历史学与语言学结合的典范。

17日,进行了主题为“蒙古史及蒙古文文献”“藏学及多语种史料下的西域研究”两组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乌兰研究员做了题为“亦邻真先生的蒙元史语文学课程”的报告。乌兰老师深情回忆了恩师在1979年3月15日首次讲授“蒙元史语文学”这门课程的情形,由于这门课程难度很大,当时一度产生了很大的心理负担,好在恩师很有耐心,自己逐渐进入了学习状态。亦邻真先生蒙元史语文学定义为“研究蒙古汗国和元代文献的学问。这一时期文献的特点是多语种,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汉语和蒙古语”。课程主要内容为蒙古语文献、汉语文献和汉语音韵学三部分,教学最终目的是使学生能够掌握蒙元史语文学的基本知识,并进一步运用到蒙元史研究中去。她最后总结道,语文学是蒙元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本功,感谢恩师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元朝秘史》是13世纪时用畏兀体蒙古文写成的史书,以前只有明代汉字音写本传世。这部书的研究已成为世界性学问,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研究这部书的学者,发表的有关论著,包括拉丁字音写和各种文字的译注,已达数百项。

“蒙古史及蒙古文文献”

内蒙古大学白拉都格其教授以“关于早期蒙古社会制度的再思考”为题,探讨了成吉思汗之前的蒙古人何时从“野蛮”的原始氏族社会过渡到“文明”的。他在前人基础上,觉得以下三点值得再思考:一是如何更准确、合理地理解和判断这个过渡及其完成的基本标准、标志;一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再回顾和梳理基本文献记载,试求有新解读;一是力求更为准确、合理地解读更大空间范围的基本史实,为本题讨论提供必要的参照系和佐证。

亦邻真把汉字音写本复原成畏兀体蒙古文,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学术工作。1962年,他同中华书局签订了用畏兀体蒙古文复原《元朝秘史》的合同。不久,因四清运动和“文革”爆发,这项工作彻底中断。“文革”结束后,他连续发表了关于《畏兀体蒙古文和古蒙古语语音》的论文,为复原《元朝秘史》等工作奠定了基础。1987年,他的名著《〈元朝秘史〉畏兀体蒙古文复原》终于出版。在书中,他不仅利用现存的元代蒙古文文献作了高水平的注释,还写了长篇导论,与复原的全文一起出版。

内蒙古大学希都日古教授分别从“蒙汉文史书对明英宗被俘后在蒙古的情形的记载”、“关于景泰帝(明代宗)书复太上皇帝明英宗及给太师也先的书信”和“李实、杨善相继出使蒙古并迎回明英宗”等三个方面重新考证了有关“土木之变”的相关问题。中央民族大学达力扎布教授依据蒙古文档案,考证了清代内扎萨克六盟盟名的固定时间。清顺治年间,内扎萨克蒙古分六处会盟。但盟名一直不见于清前期史籍记载。实录中内扎萨克六盟名称第一次全部出现是在乾隆二年。近年有关盟会名称的研究,主要通过新发现的满蒙文档案获得进展。杭锦旗扎萨克衙门档案中有一篇理藩院于康熙四十一年颁给各盟扎萨克有关会盟的札文,通过对该档案的解读,证明康熙四十一年内扎萨克五盟的名称此时已经固定,而锡林郭勒盟盟名的固定应当在康熙四十五年或四十九年两次会盟之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乌云毕力格教授依据包头市档案馆所藏五当召蒙古文档案,对五当召建寺年代做了考证。

国际蒙古学学会主席、匈牙利罗兰大学碧尔塔兰教授的演讲题目是Carmen
Miserabile by Master Rogerius. Some Remarks on the 13th Century
Hungarian Narrative on the Mongolian Expansion. Mater Rogerius (1205
1266)写作了Carmen
Miserabile一书,这是关于蒙古西征入侵匈牙利的最著名叙事之一,它记载了拔都军队占领匈牙利的情况。碧尔塔兰在其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重点讨论了文本中一些特定的关于匈牙利的主题。

《元朝秘史》复原本的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它获得了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外蒙古史学界对这部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日本《东洋史研究》发表原山煌的书评,说亦邻真复原本是《元朝秘史》研究中“应当特书一笔的成果”“语文学基础坚实,治学态度诚实,在中国学术界中放出异彩”。

内蒙古大学苏德毕力格教授探讨了清末庚子赔款与蒙地放垦的关系。庚子赔款是清朝放弃禁止开垦外藩蒙古各旗牧地传统政策的转折点。对于以土地抵偿赔款的蒙旗而言,巨额赔款使它们永久地失去了大片牧地。后来列强相继退还部分庚款,但退还的款主要用于中国学生赴欧美留学和建立大学等教育机构,并没有惠及当时发生教案的蒙旗,既没有能赎回卖出的土地,更没有建起新式学校。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艾骛德教授做了How the Shengwu Qinzhenglu Was
Written?的报告。艾骛德教授潜心研究《圣武亲征录》十五年,其成果即将出版。他指出,《圣武亲征录》位于《蒙古秘史》《元史·太祖本纪》和《史集·成吉思汗传》的交汇之处,是研究蒙元早期史的重要材料。该书由成吉思汗编年史和窝阔台编年史两部不同作品组成,二者具有不同风格和名称。《太祖实录》虽已亡佚,但在《史集·成吉思汗传》《通鉴续编》《元史·太祖本纪》等文本,可以确认《圣武亲征录·成吉思汗编年史》是《太祖实录》98.8%完成的副本。《圣武亲征录·窝阔台编年史》是《太宗实录》约70-80%完成的副本。元仁宗,大约在1320年,想将元太祖及太宗实录的文本剪辑为一个简短的历史记录,用辉煌的蒙元历史启发当代。《太祖实录》的史源大部是蒙古文,但编纂的组织典范却来自欧阳修,不可简单将其视为单纯的蒙古文史料或汉文史料,这正好说明元廷的复杂性和多民族性质。

在历史研究中使用语文学手段,是亦邻真著述特点之一。他撰写的每篇文章,几乎都利用了语文学材料,进行了严谨的对音勘同。他一般都用汉文、蒙古文两种文字写作,而且常常先发表蒙古文稿。

内蒙古大学乌云格日勒教授以以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各旗为例,讨论了在遭遇外国,尤其是俄国侵略势力之时蒙旗的被动和无奈。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树林研究员三个方面探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喀尔喀蒙古藏文著述的成就。蒙古国国立教育大学Gerlbadrakh教授介绍了蒙古国所藏蒙古游牧图概况,并指出其大部分为18-20世纪的喀尔喀蒙古游牧图,并对游牧图的所载的寺庙、道路和方向等问题做了相关研究。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姚大力教授的演讲为“《大明混一图》上的两个印度”。今已佚失的旧大陆世界地图李泽民《声教广被图》,是成于明初的《大明混一图》及15世纪初叶朝鲜王朝制作《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时最重要的底图。后两幅地图之间最为显著的差异,是后者未曾呈现半岛形的南亚次大陆,而把属于印度的诸多地名定位于亚洲大陆块西南的一个巨岛之上。《大明混一图》则在保留“混一疆理图”里那个巨岛的同时,又在阿拉伯半岛以东增画了一个树干状的半岛,即出现“两个印度”。姚教授在对勘多语种地名的基础上,指出明代制图者对印度洋的认识还很不充分,无法确定“广被图”上的岛屿状印度是否绝对画错了位置。所以他没有贸然将岛上地名归并到新增的半岛上去,而宁可保留着李图上那个岛屿状印度,只是设法避免两处地名发生重复而已。这也说明,《大明混一图》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东方制图者对如何在一张图上整合世界地理知识所获致的思考成果。

亦邻真读书时,不只是注意发现重要史料,还特别留意各种汉译的外族语词汇。他参加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中国历史大辞典》时,凡有关民族语词的词条,都是由他撰写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还写了若干篇历史和语言学相结合的有关人、地、部名考证的论文,如《蒙古人的姓氏》《古蒙古语月名》等。他还积极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和《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卷》的编纂工作,撰写和审改词条。他写的词条力求简明,在最少的文字中容纳最大的信息量。

俄罗斯东方文献研究所的Natalia
Yampolskaya发现了最早的托忒文文献。托忒蒙古文创制于1648年,但用托忒文写作、印刷的文献却出现较晚。直到最近,噶尔丹博硕克图汗于1691年给俄国沙皇的信件仍被认为是最早的托忒文文献。不过,在2016-2018年间,Natalia等在哈萨克斯坦的Ablaikit遗址发现了若干桦树皮残片。经过研究后,确认有4份蒙古文文献,其中3份是用托忒文书写的,同属咱雅班第达对《心经》的托忒文译本,第4份还需要修复后再确定。这一发现可将托忒文文献的最早年代追溯至1650年代。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叶尔达教授通过田野调查,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发现了托忒文木刻《四部医典》之《总则医典》。《四部医典》是著名藏医学家云丹贡布所著的集医疗实践和理论为一体的百科全书。新发现的托忒文《总则医典》为《四部医典》第一卷,综合论述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等,是《四部医典》的纲领和理论基础。根据其跋文,可知倡议者为和硕特部拜巴噶斯之幼子阿布赖巴图尔,翻译者为咱雅班第达,翻译年代大约在1648-1662年,木刻时间在1735-1744年。捷克科学院的Ondrej
Srba以蒙古文文献Gerger qaγan-u namtar,Jarong kašor suburγan-u
tuγuji,Tobčilan jokiyaγsan šasin-u
jiruqai等为中心,考察了18-19世纪蒙古文文本中的时间概念。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乌·托娅研究员介绍了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所藏金字《甘珠尔》的情况。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布和朝鲁研究员介绍了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所藏涉及蒙古民间信仰的蒙古文《teyireng禳解经》。

中国社会科学院乌兰研究员

培养人才,学术生命在延续

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青斯琴博士基于清代档案,结合在蒙古国南戈壁省和内蒙古阿拉善地区开展的田野调查材料,梳理了喀尔喀蒙古地区建构的达赖喇嘛转世——嘉色来活佛系统的历史渊源,分析了其形成的历史背景。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额尔敦巴特尔副教授谈了阅读亦邻真《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复原》的心得。《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复原》是亦邻真先生的代表作,额尔敦巴特尔通过仔细研读该书,对“主因亦儿坚与札忽惕”、“兀真”和“汪古惕”三条做了考释。呼伦贝尔学院乌日图教授通过利用《蒙古秘史》《史集》的记载及相关传说,考察了12-16世纪布里亚特人的迁徙过程。长江师范学院佟双喜副教授以史料为基础,结合社会学、民族学方法,追溯了自蒙元以来南迁至长江中下游地区蒙古人的历史,指出南迁蒙古人对长江中下游地区民族构成和民族融合,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魏建东博士利用新近发现的明代汉文奏疏,并结合相关蒙藏文材料,详细考察了1578年俺答汗与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仰华寺的历史性会见中蒙古使者的部属及来源,揭示了蒙古使者为促成双方会见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日本九州大学森川哲雄教授研究了著名的“俺答汗碑文”。他指出,“俺答汗碑文”自发现以来备受关注,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全荣研究员等先后进行过研究。然而,由于碑文有所损泐,部分文字难以辨认,这影响到了对其全部内容的理解。森川教授对该碑文进行了重新转写、注释和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巴哈提·依加汉教授考察了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乾隆四十八年四月敕哈萨克小玉兹汗努喇里和中玉兹苏勒坦阿布勒必斯的两件察合台文谕旨,在结合相关满文奏折及其它察合台文献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准确释读和研究。并进而指出清朝与哈萨克的交往过程中,察合台文起到了双向的重要作用,清廷曾把察合台文作为于哈萨克交往的正式公文文书语言之一。

从1981年起,亦邻真开始担任中国民族史专业、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他强调对硕士生进行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严格训练,培养严谨的学风,反对僵化和浮夸,提倡进行创造性的研究。1990年,他又被批准为中国民族史专业博士生指导教师。

“藏学及多语种史料下的西域研究”

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二木博史教授以“关于东京私人收藏的哈斯宝译《今古奇观》抄本”为题,首先介绍了各地所藏哈斯宝译《今古奇观》的概况。随后对1978年在乌兰巴托收集到的《今古奇观》以及其它蒙古文译本的问题做了详细探讨。内蒙古大学白音门德教授从语言学角度介绍了罗卜桑丹金《黄金史》,并对其旁注的时间、内容做了相关考证。进而得出《黄金史》旁注对《黄金史》本身的研究及对蒙古语语法,词汇,正字法的发展历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学术上,亦邻真一直关注国外蒙古学发展动态,注重对外学术交流。他曾先后出访美、日、德、蒙古等国家,与那里的蒙古学学者建立了密切的学术合作关系。他在蒙元史、中国北方民族史研究领域开辟了利用多种文字史料、语言学与历史学相结合、微观考证与宏观探讨相结合的研究道路,为我国乃至世界蒙古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旺其科娃研究员重点关注了布里亚特收藏的蒙藏医学文献,指出这些文献资源是蒙藏医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基础,目前正在制作相关的数据库。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孟瑜博士探究了佛教中“舍身饲虎本生”的起源问题。“舍身饲虎本生”是一个古老而又著名的佛教故事,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本生故事发源于犍陀罗地区。孟瑜通过整理分析舍身饲虎各个平行文本中关于事件发生地点的描述以及现存相关的图像遗迹,历代西行求法的中国高僧对该本生发生犍陀罗地区的“圣迹”应属于后人建构。本生故事在各地流传差异较大,很难找到一个所谓“祖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杨杰博士在沈卫荣、索罗宁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大手印文本、汉译藏传密教文献集成—《大乘要道密集》中所收录的大手印文本及相关藏文底本进行同定、释读和比较研究,同时结合对一些关键引文的分析,揭示了这些文本与冈波巴著作的直接关系。

主会场

1999年2月,亦邻真与世长辞,享年68岁。

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白玉冬教授在报告前,深切感谢亦邻真先生对其博士论文的撰写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今天的报告是对先生的纪念。在“大蒙古国”成立前夜,活跃在中国北方的商人,主要是信奉景教和佛教的粟特-回鹘商人,另有一小部分穆斯林商人。克烈部人脱不花投奔成吉思汗,表明金朝的萌古乣是设置在汪古部地界内,当时的汪古部和蒙古部之间有着密切往来。并以回回商人阿三和回鹘商人镇海为例,说明蒙元时期,粟特-回鹘商人的后裔仍然在与游牧民进行着交易。西北民族大学买合苏提·色来木副教授介绍了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已公开出版的察合台文文献目录,并阐述了本人计划编写的察合台文文献目录范围、格式和内容等问题。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那顺达来教授以亦邻真在《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祖源》一文中提出的“突厥方向”为题,指出突厥方向本质上为在冬季西风区居住于圆形建筑的游牧民族的方向认知。蒙古国教育大学巴图图勒噶教授研究了蒙古国“Choir”石雕像上的鲁尼文铭文。他首先回顾了一百余年来各国学者关于此铭文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做了转写、释读。

17日:分组讨论

亦邻真虽然去世了,但他的学术生命仍在延续:他的学生们整理出版了《亦邻真蒙古学文集》;他的藏书捐赠给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他培养的学生,很多已经成为蒙古史研究的前沿学者。比如,他的第一届博士生乌兰,出版了专著《〈蒙古源流〉研究》。这是我国第一部对蒙古文史籍进行全面科学整理研究的学术著作,代表了目前国内外《蒙古源流》研究的最高水平,具有开创性的范本价值。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大学Rakhmatov
Mardon教授详细介绍了帖木儿时期的相关中亚本土史料。它们主要用波斯语,察合台语和部分阿拉伯语记载。并重点展示了1910年在«Turkestanskie
vedomosti»报纸上发布的察合台文《埃米尔·帖木儿的圣旨》,盖有埃米尔·
帖木儿的杏仁形个人印章,刻文为 “Amir Temur Kuragan Bin
Taraghay”。中国民族图书馆米吉提研究馆员探讨了以昔班尼时期为中心的中亚历史编纂学。他指出昔班尼王朝时期的史学著作都属于通史或王朝史的范畴。在史料来源方面,历史学家所使用的史料来源有时在序言部分中提到,有时作者暗示自己所参考的史料是谁的作品,但不透露其哪一个。口传史料也被广泛使用。还介绍了有关昔班尼王朝的代表性文献,如《史选·胜利记》《昔班尼本纪》《昔班尼传》等。西北民族大学吾斯曼·居买副教授指出晚清民国时期的察合台文契约文书在察合台文献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以手中一份写于1926年7月22日的察合台文契约文书为中心进行了考释。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暨历史学系孔令伟博士候选人新近发现了清代乾隆年间蒙古旗人苏宁阿《万里回疆图》长卷,指出该图不仅系存世之孤本原件,而且地图以及所附图说篇幅庞大而记载详实,对研究18世纪清朝官方对新疆的经营以及清代西域地理知识的发展,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通过研读《万里回疆图》、图说以及序跋中的历史信息,结合满汉文档案相关,可进一步探讨18世纪清代中国与中央欧亚间的历史脉动及盛清西域地理知识的发展。

17日,在国学馆117和122会议室,进行了两组精彩讨论。117会议室的主题为“蒙古史及蒙古文文献”,122会议室的主题为“藏学及多语种史料下的西域研究”。

2009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联合中国蒙古史学会、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和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举办了纪念亦邻真先生逝世十周年国际蒙古史学术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学术界给予了亦邻真很高的评价:“亦邻真先生是蒙古学、中国北方民族史、元史和中国民族语言文字研究领域内的国际国内著名的学者。亦邻真先生不仅属于内蒙古,也不仅属于中国,他属于国际蒙古学和蒙元史研究。”

第一历史档案馆吴元丰研究员指出,清代新疆生态环境方面的满文档案内容丰富,迄今未曾系统公布和研究,而且所反映的内容多不见于其他文献,具有重要的开发利用和研究价值。这对全面了解清代新疆地区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深入研究清代新疆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历史档案馆李刚研究员介绍了馆藏的宫中满文档案的种类、史料价值及最新的满文档案全文检索数据库建设情况。故宫博物院春花研究员分析了清代由礼部对朝鲜国颁发《时宪书》和通过边疆省巡抚处对琉球、安南颁发《时宪书》的情况。清廷只对朝鲜、越南、琉球三个藩属国颁发过《时宪书》,这可能和它们归化清廷较早及多数人通晓汉语有关。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宝音特古斯副教授综合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西藏档案馆所藏的满蒙文档案史料,围绕八世达赖喇嘛的前世之封号、第穆呼图克图等提请给噶桑嘉措转世灵童改颁册、六世班禅进京祝寿与乾隆皇帝册封八世达赖喇嘛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尔巴衣尔博士基于相关满蒙文档案,探讨了清代阿尔泰乌梁海七旗的形成过程。

“蒙古史及蒙古文文献”

本届欧亚古典学会议,内容丰富多元,既是对蒙古学巨匠亦邻真先生的最好纪念,也有助于促进蒙古学、藏学、中亚语文学等领域中外学者的沟通交流,推动研究的进步。 

内蒙古大学希都日古教授分别从“蒙汉文史书对明英宗被俘后在蒙古的情形的记载”、“关于景泰帝书复太上皇帝明英宗及给太师也先的书信”和“李实、杨善相继出使蒙古并迎回明英宗”等三个方面重新考证了有关“土木之变”的相关问题。中央民族大学达力扎布教授依据蒙古文档案,考证了清代内扎萨克六盟盟名的固定时间。清顺治年间,内扎萨克蒙古分六处会盟。但盟名一直不见于清前期史籍记载。实录中内扎萨克六盟名称第一次全部出现是在乾隆二年。近年有关盟会名称的研究,主要通过新发现的满蒙文档案获得进展。杭锦旗扎萨克衙门档案中有一篇理藩院于康熙四十一年颁给各盟扎萨克有关会盟的札文,通过对该档案的解读,证明康熙四十一年内扎萨克五盟的名称此时已经固定,而锡林郭勒盟盟名的固定应当在康熙四十五年或四十九年两次会盟之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乌云毕力格教授依据包头市档案馆所藏五当召蒙古文档案,对五当召建寺年代做了考证。

内蒙古大学苏德毕力格教授探讨了清末庚子赔款与蒙地放垦的关系。庚子赔款是清朝放弃禁止开垦外藩蒙古各旗牧地传统政策的转折点。对于以土地抵偿赔款的蒙旗而言,巨额赔款使它们永久地失去了大片牧地。后来列强相继退还部分庚款,但退还的款主要用于中国学生赴欧美留学和建立大学等教育机构,并没有惠及当时发生教案的蒙旗,既没有能赎回卖出的土地,更没有建起新式学校。

内蒙古大学乌云格日勒教授以以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各旗为例,讨论了在遭遇外国,尤其是俄国侵略势力之时蒙旗的被动和无奈。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树林研究员三个方面探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喀尔喀蒙古藏文著述的成就。蒙古国国立教育大学Gerlbadrakh教授介绍了蒙古国所藏蒙古游牧图概况,并指出其大部分为18-20世纪的喀尔喀蒙古游牧图,并对游牧图的所载的寺庙、道路和方向等问题做了相关研究。

117分会场

俄罗斯东方文献研究所的Natalia
Yampolskaya发现了最早的托忒文文献。托忒蒙古文创制于1648年,但用托忒文写作、印刷的文献却出现较晚。直到最近,噶尔丹博硕克图汗于1691年给俄国沙皇的信件仍被认为是最早的托忒文文献。不过,在2016-2018年间,Natalia等在哈萨克斯坦的Ablaikit遗址发现了若干桦树皮残片。经过研究后,确认有4份蒙古文文献,其中3份是用托忒文书写的,同属咱雅班第达对《心经》的托忒文译本,第4份还需要修复后再确定。这一发现可将托忒文文献的最早年代追溯至1650年代。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叶尔达教授通过田野调查,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发现了托忒文木刻《四部医典》之《总则医典》。《四部医典》是著名藏医学家云丹贡布所著的集医疗实践和理论为一体的百科全书。新发现的托忒文《总则医典》为《四部医典》第一卷,综合论述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等,是《四部医典》的纲领和理论基础。根据其跋文,可知倡议者为和硕特部拜巴噶斯之幼子阿布赖巴图尔,翻译者为咱雅班第达,翻译年代大约在1648-1662年,木刻时间在1735-1744年。捷克科学院的Ondrej
Srba以蒙古文文献Gerger qaγan-u namtar,Jarong ka or suburγan-u tuγuji,Tob
ilan jokiyaγsan asin-u
jiruqai等为中心,考察了18-19世纪蒙古文文本中的时间概念。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乌·托娅研究员介绍了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所藏金字《甘珠尔》的情况。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布和朝鲁研究员介绍了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所藏涉及蒙古民间信仰的蒙古文《teyireng禳解经》。

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青斯琴博士基于清代档案,结合在蒙古国南戈壁省和内蒙古阿拉善地区开展的田野调查材料,梳理了喀尔喀蒙古地区建构的达赖喇嘛转世——嘉色来活佛系统的历史渊源,分析了其形成的历史背景。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额尔敦巴特尔副教授谈了阅读亦邻真《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复原》的心得。《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复原》是亦邻真先生的代表作,额尔敦巴特尔通过仔细研读该书,对“主因亦儿坚与札忽惕”、“兀真”和“汪古惕”三条做了考释。呼伦贝尔学院乌日图教授通过利用《蒙古秘史》《史集》的记载及相关传说,考察了12-16世纪布里亚特人的迁徙过程。长江师范学院佟双喜副教授以史料为基础,结合社会学、民族学方法,追溯了自蒙元以来南迁至长江中下游地区蒙古人的历史,指出南迁蒙古人对长江中下游地区民族构成和民族融合,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魏建东博士利用新近发现的明代汉文奏疏,并结合相关蒙藏文材料,详细考察了1578年俺答汗与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仰华寺的历史性会见中蒙古使者的部属及来源,揭示了蒙古使者为促成双方会见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藏学及多语种史料下的西域研究”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旺其科娃研究员重点关注了布里亚特收藏的蒙藏医学文献,指出这些文献资源是蒙藏医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基础,目前正在制作相关的数据库。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孟瑜博士探究了佛教中“舍身饲虎本生”的起源问题。“舍身饲虎本生”是一个古老而又著名的佛教故事,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本生故事发源于犍陀罗地区。孟瑜通过整理分析舍身饲虎各个平行文本中关于事件发生地点的描述以及现存相关的图像遗迹,历代西行求法的中国高僧对该本生发生犍陀罗地区的“圣迹”应属于后人建构。本生故事在各地流传差异较大,很难找到一个所谓“祖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杨杰博士在沈卫荣、索罗宁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大手印文本、汉译藏传密教文献集成—《大乘要道密集》中所收录的大手印文本及相关藏文底本进行同定、释读和比较研究,同时结合对一些关键引文的分析,揭示了这些文本与冈波巴著作的直接关系。

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白玉冬教授在报告前,深切感谢亦邻真先生对其博士论文的撰写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今天的报告是对先生的纪念。在“大蒙古国”成立前夜,活跃在中国北方的商人,主要是信奉景教和佛教的粟特-回鹘商人,另有一小部分穆斯林商人。克烈部人脱不花投奔成吉思汗,表明金朝的萌古乣是设置在汪古部地界内,当时的汪古部和蒙古部之间有着密切往来。并以回回商人阿三和回鹘商人镇海为例,说明蒙元时期,粟特-回鹘商人的后裔仍然在与游牧民进行着交易。西北民族大学买合苏提·色来木副教授介绍了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已公开出版的察合台文文献目录,并阐述了本人计划编写的察合台文文献目录范围、格式和内容等问题。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那顺达来教授以亦邻真在《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祖源》一文中提出的“突厥方向”为题,指出突厥方向本质上为在冬季西风区居住于圆形建筑的游牧民族的方向认知。蒙古国教育大学巴图图勒噶教授研究了蒙古国“Choir”石雕像上的鲁尼文铭文。他首先回顾了一百余年来各国学者关于此铭文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做了转写、释读。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大学Rakhmatov
Mardon教授详细介绍了帖木儿时期的相关中亚本土史料。它们主要用波斯语,察合台语和部分阿拉伯语记载。并重点展示了1910年在
Turkestanskie vedomosti
报纸上发布的察合台文《埃米尔·帖木儿的圣旨》,盖有埃米尔·
帖木儿的杏仁形个人印章,刻文为 “Amir Temur Kuragan Bin
Taraghay”。中国民族图书馆米吉提研究馆员探讨了以昔班尼时期为中心的中亚历史编纂学。他指出昔班尼王朝时期的史学著作都属于通史或王朝史的范畴。在史料来源方面,历史学家所使用的史料来源有时在序言部分中提到,有时作者暗示自己所参考的史料是谁的作品,但不透露其哪一个。口传史料也被广泛使用。还介绍了有关昔班尼王朝的代表性文献,如《史选·胜利记》《昔班尼本纪》《昔班尼传》等。西北民族大学吾斯曼·居买副教授指出晚清民国时期的察合台文契约文书在察合台文献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以手中一份写于1926年7月22日的察合台文契约文书为中心进行了考释。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暨历史学系孔令伟博士候选人新近发现了清代乾隆年间蒙古旗人苏宁阿《万里回疆图》长卷,指出该图不仅系存世之孤本原件,而且地图以及所附图说篇幅庞大而记载详实,对研究18世纪清朝官方对新疆的经营以及清代西域地理知识的发展,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通过研读《万里回疆图》、图说以及序跋中的历史信息,结合满汉文档案相关,可进一步探讨18世纪清代中国与中央欧亚间的历史脉动及盛清西域地理知识的发展。

第一历史档案馆吴元丰研究员指出,清代新疆生态环境方面的满文档案内容丰富,迄今未曾系统公布和研究,而且所反映的内容多不见于其他文献,具有重要的开发利用和研究价值。这对全面了解清代新疆地区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深入研究清代新疆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历史档案馆李刚研究员介绍了馆藏的宫中满文档案的种类、史料价值及最新的满文档案全文检索数据库建设情况。故宫博物院春花研究员分析了清代由礼部对朝鲜国颁发《时宪书》和通过边疆省巡抚处对琉球、安南颁发《时宪书》的情况。清廷只对朝鲜、越南、琉球三个藩属国颁发过《时宪书》,这可能和它们归化清廷较早及多数人通晓汉语有关。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宝音特古斯副教授综合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西藏档案馆所藏的满蒙文档案史料,围绕八世达赖喇嘛的前世之封号、第穆呼图克图等提请给噶桑嘉措转世灵童改颁册、六世班禅进京祝寿与乾隆皇帝册封八世达赖喇嘛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尔巴衣尔博士基于相关满蒙文档案,探讨了清代阿尔泰乌梁海七旗的形成过程。

本届欧亚古典学会议,内容丰富多元,既是对蒙古学巨匠亦邻真先生的最好纪念,也有助于促进蒙古学、藏学、中亚语文学等领域中外学者的沟通交流,推动研究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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