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气象、文化格调,往往由诗歌来呈现。因此,这个时代的诗人有着抒写的责任。

【文艺观潮·创作无愧于新时代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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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是多元的,诗歌当产生于现实之中,反映出现实的复杂性。诗歌在反应现实方面的先验性和审美意味,得益于诗人处理现实问题时的精心甄别和站位高度。现实是多元的,诗人的视角和笔触也应该是多元的,诗歌照应时代精神的维度也应该是多元的。这取决于诗人多年修炼的把握经验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诗人的个人经验、诗人把握现实的能力,都会体现在自己的诗作中,使一首诗歌区别于另一首诗歌,使一个诗人区别于另一个诗人。

新诗已过百年,相关得失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诞生于五四时期的新诗,从一开始就是“变”字当头,倡导用白话文写作,有别于旧体诗严格的平仄格律讲究。可以说,新诗凭借着“变”的精神与行动赢得自身定位。百年来,新诗领域涌现了一批成就卓越的诗人,创作出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然而,其自身的不足也难以忽视,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泛娱乐化浪潮的冲击下,这个曾经的文化闯将,遭受了重重危机,诗意逐渐失落、凋零。各种诗歌流派五花八门,你方唱罢我登场,消解了新诗中关于血缘亲情、人生感悟、精神信仰等经典母题。当代中国的新诗创作虽然涌现出各路人马、各种浪潮,但那些能够深深撞击读者心灵的诗歌作品,却越发罕见。

第五届中国诗歌节上,朗诵家陈铎“诗颂中华”。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例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是杜甫的家国情怀。“今日云景好,水绿秋山明。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这是李白的豪放飘逸。“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是苏轼的感时伤怀。“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是辛弃疾的生不逢时……古代的诗人们以极具个性的诗作呈现了诗歌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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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昂首迈入新时代之际,中国新诗也走过了百年历程。

中国百年新诗的探索传承,历经了语言的解放、诗意的嬗变和体系的确立。当下,新诗写作显现峥嵘,已经具备了自身的特点和形态。从古体诗词到新诗,“诗歌要真实反映现实”这一诉求从未改变。有一位诗人曾经说过:“如果一位诗人不走进他们的生活,他的诗歌的篮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

一些人工智能写的诗仅仅是把不同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按一定的逻辑进行组合,实现标准化、批量化的生产甚至炮制,缺少对事件现场的感知与理解。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百年间,中国新诗深刻介入历史与现实,在巨大社会变革中描绘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塑造中国人新的审美感觉,凝聚中国人的精神。中国新诗在时代的变化中变化,在人民的创造中创造,始终贴合着时代与人民的需求。”日前,在由诗刊社、中国诗歌网主办的第二届新时代诗歌北京论坛上,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吉狄马加如是说。

很多的新诗写作者,也以非常优秀的作品彰显了新诗写作的诸多可能。例如诗人昌耀,他的诗激情、凝重、壮美,有着饱经沧桑的情怀,有着苍茫雄浑的西部人文背景。他在《河床》中写道:“他从荒原踏来,/重新领有自己的运命。/我是屈曲的峰峦,是下陷的断层,是切开的地峡,是眩晕的飓风。”又如穆旦,他的诗象征意味浓郁,诗歌语言独具一格。他的《不幸的人们》中,有这样的诗句:“无论在黄昏的路上,或从碎裂的心里,/我都听见了她的不可抗拒的声音,/低沉的,摇动在睡眠和睡眠之间,/当我想念着所有不幸的人们。”再如冯至,他的诗低唱浅吟,抒情意味十足,又充满哲理:“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十四行诗》)

当前新诗面临的境遇,既映射出汉语言文学在时代大潮中的坎坷进程,亦可视为中国文学在全球化冲击与内部变迁作用下面临的艰巨挑战,更反映出当今新诗的文化自信缺失。身处国家的语言体系整体嬗变之中,新诗如何以超越过往的视野奋力突出重围,破除自身困境,筑牢文化自信,或许是当代新诗的思考之要与蜕变之策。

“诗歌应该成为大众文学,而不是小众文学。”论坛主持人、《诗刊》副主编李少君认为,现在,诗歌读者群、新的诗歌传播渠道和相当数量的写作群体已经有了,但我们还需要呼唤伟大的当代诗歌的出现,期盼“高原”之上的“高峰”。

诗人要做的是在“现实”中发现诗意,并建构现实与诗歌之间的关系。诗歌来源于现实,但同时又超越现实。在这一点上,诗歌就是创造,创造一个“超越现实”的诗歌世界。在现实抒写方面,新时代的诗人需要不断创新、综合,既走向社会、走向现实,也走向内心、走向人性,将充满诗意而又泥沙俱下的现实、波澜不惊而又沟壑纵横的内心、复杂多变而又矛盾百出的人性充分结合起来。

历史上诗歌的繁荣是文化自信的彰显

“生长、活力,实绩。”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言宏这样概括新时代以来的新诗。他认为,近些年来,中国诗人、诗歌批评家、编辑出版家、诗歌翻译家和大众,共同促成了一个新的“诗歌时代”。

对于诗人而言,诗歌写作不能同质化。那些精致的、唯美的诗歌是好的,那些粗粝的、烟火四起的诗歌也应该是好的。现实是生机勃勃的,充满差异性的,诗歌亦应如此。每一个诗人都要寻找到自己的诗歌道路,探索对世界和自我的诗意表达。一个诗人在自己的写作中,往往都有自己的显在或隐在的“写作谱系”,立足于自己的“现实”,才能凸显个人的写作理想与写作标准。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命与活力的源泉,是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人文标杆,其以无形的意识或观念影响有形的现实。“文化自信”是对民族文化传统在科学把握基础上激发的文化自豪感,是一种高尚的主体觉醒和自由,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传统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与对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强烈信心。

这些年,我国诗歌创作明显回暖,各种创作和活动十分活跃,但是好作品仍然比较少。目前,我国参与诗歌创作的人数众多,各地诗歌团体越来越多,诗歌艺术样式更加多样,传播方式更加丰富,大众媒体积极介入,扩大了诗歌的影响。但与此同时,新诗创作中“有数量、缺质量”的问题也很明显。深刻反映时代变化、基调明亮、能量充足、人们喜爱的精品仍然比较少,尤其缺乏现象级好诗。一些诗歌在艺术审美取向上情趣低下、基调灰暗、正能量缺失,这些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在当下的新诗写作中,诗人们一方面秉承传统,另一方面立足现实,融汇现代意识和技术。很多诗歌有着沉静的力量,有着自己独特的呈现和表达。诗人坚守自己的创作,不苟同,不附和。诗歌理论批评也有良好的助推作用。当然,当下的诗歌写作,也存在很多需要思索的命题。比如,诗歌进入公众视野的途径有待开拓,诗歌介入大众阅读范围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提高。

古人云:诗言志、歌永言。诗歌是中国文化在语言文字使用的浓缩精华,寥寥数语,却做到了写实与抒情的统一、艺术性与思想性的统一。中国曾被称为“诗的国度”,所谓“不学诗,无以言”。祭拜祖先需要唱诗,登高望远需要题诗,好友分别需要赠诗,入仕为官需要考诗……在中国历史上,诗歌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是中国文化的有力表达。可以说,悠长的中国历史孕育了诗歌的繁荣,诗歌的繁荣反映了中国的文化自信。

从古典诗词中汲取营养

新时代的诗歌写作实践中,“但愿我们真正成为我们人民的良心”(塞弗尔特)。诗人应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好的诗歌在于突破,在于创造,在于能够触动人心,能够被读者喜爱,能够流传下去。在现实土壤的孕育下,诗人应拿出好的作品来为这个时代作证,并以诗歌来反哺所生活的时代,展现“现实”中真实的“爱”。

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历史经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是中华儿女文化自信的底气,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实践与人生哲学价值。中华优秀思想长期浸润中国文学,久而久之转化为诗意,以诗歌等形式影响和塑造着民众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中国拥有两千多年的诗歌发展史,当蓝色星球的广袤地带懵懂开启时,《诗经》已经抒发了对“在水一方”的“窈窕淑女”的美好情感。凭借着优美的语言与凝练的旋律,诗歌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涵外化为口耳相传的继承与发展,又内化为民众的心灵认知,多少名诗佳句依旧在中国人嘴边吟诵,依然在他们心间缓缓流淌。

众所周知,中国新诗是在向外国诗歌的学习中成长、发展起来的。《扬子晚报》“诗风”诗刊主编、诗人龚学明认为,不少青年诗人沉浸于翻译而来的外国诗歌中,而无视有着丰富养分的中国传统诗词文化。一些有见识的诗人,在经历多年对国内外诗歌的解读、剖析,经过艰苦的创作探索和深思后,重新将目光投向中国传统诗歌文化。

文化自信是诗歌创作的驱动力。怀抱文化自信,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就能够感知到民族文化的呼唤,将个人、时代与民族相联系,将历史、现实与未来相融合,从而使得无论是写景、状物、明理还是言志,诗人的创作不再是无本之木,而是拥有深厚的根基。文化自信还有助于克服诗歌的低俗化倾向,提升诗歌的内涵与品位。好的诗歌作品诗意盎然,诗情达意,“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纯真、“路漫漫其修远兮”的上下求索、“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淡然、“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勇气……展示出一种情怀与智慧,给予读者思想、美感和希望,成为他们的精神食粮。

《解放军报》文化部主任、诗人刘笑伟认为,军旅诗人在学习古典诗歌方面具有天然优长。在历史长河里,边塞诗人留下了无数令人荡气回肠的诗句,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和独特的美学品格。军旅诗的优势是国家情怀、正大气象和铁血品格。军旅诗人一定要发挥军旅诗的优势,放眼时代、壮大格局,要有“大视野、大情感、大气派”,在新时代形成自己的新气象,发出自己洪亮而独特的声音。

诗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美好情怀与高远志趣,是中华民族文化水平与创新能力的艺术化反映。高度的文化自信催生了优秀诗歌作品,两千年的诗歌发展又提升了文化自信,两者相辅相成。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秦立彦认为,学习古代诗话是通达古代诗人心灵的一条捷径。通过阅读古代诗话,可以感知汉语的温度、湿度、浓与淡、轻与重、动和静、哑与响,知晓炼字之妙。在以西方诗人为师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自豪地以中国古人为师。

当代新诗的困境基于文化自信的缺失

咀嚼生活 拥抱时代

诗人与传统文化的疏离,文化自信严重不足,从而使当下的一些新诗显得气短。诗人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前无所适从,知识储备是个明显短板,从而导致诗歌创作的不自信。同时,在社会潮流的影响下,诗人受到各类言论影响,缺乏对中华文化的正确认知,缺乏对自己、作品和民族文化的基本自信。五千年的历史汇聚了民族文化的潮流,这股潮流在历史的雕琢下越发浑厚。在如此深厚的文学底蕴的影响下,诗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理应看得更远,做得更好。然而,当代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与诗歌之间已然没有什么联系了,诗歌的发展越发边缘化。此外,一种虚无主义倾向在新诗中蔓延开来,使其呈现出无韵味、无佳句、无节奏、无个性、无内涵、无节操等特点。当自信心丢失,诗人又怎能创作出流传万世的经典作品?脱离了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文化自信也就无从谈起,诗歌创作自然就成为无根的浮萍,滋生出不少问题。

直面现实是新诗宝贵的品质。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都涌现出代表性诗人和里程碑式的诗篇。五四时期,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以及徐志摩、李金发、冯至等人的作品,领风气之先。抗战时期,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艾青的《我爱这土地》、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还有田间、李季等一大批诗人的作品,歌颂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百折不挠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后,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公刘等人的作品,充满着喜悦浪漫情怀。改革开放后,牛汉、绿原等老诗人,以及舒婷、北岛等青年诗人的作品,呈现出开放的中国青春焕发的气象。

在全球化娱乐化浪潮冲击的今天,商业利益冲击了新诗的严肃性,使之呈现出戏谑化的表达。伪劣诗篇频频出现,暴露了新诗创作的苍白,损害了新诗的前途命运。一些新诗陷入“坠落”的困境中,诗意不在、诗性难寻,既失去了基本的韵律美、语言美,更无从谈起艺术性与思想性。百年之前,新诗欲与传统决裂,但欲断难断;百年之后,新诗欲接续传统,但却目睹传统越发远去。

有人认为,当前的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期。诗歌刊物、诗人及其作品的数量,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以更加包容的姿态降低了诗歌作者进入的门槛。诗歌创作由此进入迸发期,但也呈现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状态。

当前,诗歌有沦为娱乐工具的可能,不断丧失思想性和艺术性。部分内心浮躁的诗人为了吸引眼球,不惜采用炒作手段抢占娱乐大众的制高点,使得各种“伪诗”不断出现。新诗数量突飞猛进,但缺乏有思想、有深度的诗作。此外,人工智能写诗也预示着新诗的娱乐化走向。人工智能的创作仅仅是把不同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按一定的逻辑进行组合,实现标准化、批量化的生产甚至炮制,缺少对事件现场的感知与理解,这样的创作使得生活变得抽象化、浅薄化,弱化了新诗与人们生活、社会现实、人类情感的联系。诗歌不是词组的简单拼凑,也不是句子的简单分行,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含蓄而不晦涩,精练而不做作。然而,不论是此起彼伏的各种“伪诗”还是人工智能诗歌创作,都缺乏语言、逻辑、情感、经验之间的关系,使得读者感觉不到诗歌的深度和魅力,反而使诗歌成为迅速生产的一次性消费,成为技术催化下的一种狂欢与戏谑。

扬州大学教授罗小凤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躲避崇高”“反文化”“反意义”等诗歌理念的鼓动下,诗本身所具有的神圣性、严肃性被彻底消解,形成“崇俗”“崇私”甚至“下半身写作”等倾向。中国新诗病了,而且病得不轻:首先是“躲避崇高”后内容上的“轻”;其次是诗歌的美学伦理放逐后,诗歌艺术上的“平”;还有就是诗歌语言“白话化”所带来的韵律美感的“苍白”。

零门槛写作也让新诗趋向粗鄙化。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投入自发性的新诗写作,便捷的互联网环境催生了一大波“著名诗人”“新派诗人”。诗人已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爱好,一种人人皆可获得的标签。一些所谓的诗歌,阅读和欣赏的价值几近于零,严重消解了语言与文字的魅力和意义。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罗振亚认为,“如今,不少诗人过于崇尚个人情感的咀嚼与品味,没有考虑将自我的触须向外延伸,以接通自我与社会、时代的联系,可能寄寓大悲悯的题材被他们轻而易举地悬置,饮食男女、吃喝拉撒、锅碗瓢盆、风花雪月等鸡零狗碎、无聊琐屑的世俗吟唱无限蔓延,将个人化降格为私人化,诗魂自然也就被淹没在日常生活的海洋之中了”。

文化自信应该内化于诗歌创作的全过程

“要完成新史诗创作的重任,需要诗人们对新时代的本质特征有真实的认知。”《诗歌月刊》主编李云认为,诗人们要有“刮骨疗毒”的决心和勇气,剖析诗歌创作中的流俗病灶,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诗人既心存高远,又脚踏实地,从小悲哀、小感动、小情绪、小欢喜和沉溺于语言内部炼金术的小伎俩中走出来,树立大格局、大抱负。

当下新诗面临的困顿境遇,是文化生产在社会转型期的一个不良反应。新诗所面临的文化自信不足问题应该得到严肃对待,从而重建诗歌的尊严,唤起诗性,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的血脉。

“诗歌是在咀嚼生活的过程中,被生活咀嚼出来的思想和艺术产品。诗歌要无愧于新时代,就要大胆地拥抱新时代。”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诗人车延高说。

新诗创作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诗人应坚持“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的真理性判断,从丰富复杂的现实中汲取营养,从鲜活真切的生命体验出发,以崇高的理想情怀和人文精神介入生活、反映现实,才能写出有温度的诗歌,引领人们向善和向上。我们所经历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正在过的生活色彩斑斓。以诗歌的语言反映时代生活的本真面貌是可以出大作品的,诗人应该有这个意识和自信。当然,对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作品而言,思想与价值是其灵魂所在,诗歌创作的素材来源于生活,但也要注意对生活的主题与思想进行提炼和升华,给予读者思想上的启迪,避免其成为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浅尝辄止式的报告和记录。

重建诗歌与民众的联系

要想创作出令读者共鸣又独具个人特色的新诗,就要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使之成为新时代境遇下新诗创作的首要参照。诗歌也是一种砥砺精神的事业,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应遵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原则,善于从传统文化中获得养分,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创造新的文化辉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养料,提供智力支撑。立足于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和地域文化,汲取了优秀传统文化营养的诗歌,无论在艺术形式还是主题内容上,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辨识度。

“今天,我们应该反思新时期诗歌‘精英化’所带来的弊端,将诗歌从文化精英的垄断中解放出来,重新在诗歌与民众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评论家、《文艺报》新闻部主任李云雷说。

在积极面向伟大时代和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诗人要有精品意识,重视提升自我,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这样在创作过程中才能做到言之有物。诗人应注重对作品精雕细琢,不因市场喧嚣而陷入浮躁,不因一时利益而向低俗媚俗低头,凭借持续不断的努力创造作品、完善作品。

“诗人要真正扎根大地,为时代击鼓,为前行呐喊,写出新时代的诗作来。”诗人吴少东认为,新时代诗歌需要新意韵。很多诗人依然在写情绪,而不是写情怀;依然在写格调,而不是写格局;依然在写文字游戏似的语言,而不去写时代与社会的变迁之美、自然与生态和谐之美、人类与信念的真善之美。我们要努力实现“小众”的最大化——写反映时代特质与“大众”心声的诗,和能够引起更多人共鸣的诗。

今日,诗歌对于读者的价值与古时相比已有很大不同,强调诗歌回归文化自信,并非回归旧时创作规则,而是回归“诗言志”的初心。网络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新局的开启,未来的新诗依然需要连接传统,在文化传统中埋下种子,在文化自信的灌溉下生根发芽。今日的新诗创作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这不是复古泥古,不是历史倒退,而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彰显,从悠久丰富的中国文化中找到进步的内在动力,以文化自信为基石彰显民族自信,展现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自信中国。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诗人阎安则不完全同意诗歌大众化的观点。他认为,衡量诗歌、批评诗歌是非常有难度的。诗歌的写作和鉴赏都是需要专业知识和一定素养的。他同时认为,诗人可以在大众化方面努力,在密切现代汉语与生活的关系方面努力。诗人李瑾认为,诗歌一方面“可以简单地说为美的有韵律的创造”,另一方面,有自己的现实责任,“诗歌写作有足够的能力进入各种生活”。现代诗歌无非是在这两个方面寻找平衡点,这是它的尊严和力量所在。

《光明日报》( 2019年07月31日14版)

从程序化写作回到“人”本位

近年来,诗歌发展呈现出一片繁盛热闹的局面。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助理研究员、青年评论家李壮认为,这与新媒体传播平台跟诗歌的结合密不可分。新媒体的发展,对诗歌在普及和遮蔽这两方面的效应同样明显。我们必须让那些真正代表当下诗歌水平的作品和观点,更多且更有效地在新媒体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

人工智能写诗是当今科技发展最新成果之一,它促使人们反思诗歌何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评论家杨庆祥认为,人工智能创作诗歌是一种无法对位的程序化写作。而诗歌与诗人内在的冲动和情绪,与诗人的遭遇和命运都密切相关。我们要从五四新诗传统里汲取营养,从当下自动化、程序化的写作回到“人”的本位,这样才能写出和人工智能有所区别的诗来。

《华西都市报》常务副总编、诗人赵晓梦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诗人应该保持内心的安静,保持独立思考和对生活的耐心。

“诗歌通过网络得到了更广泛传播,更多的新生代诗人通过网络浮出水面,使自己的诗歌才华在极短时间内得到大众的承认。”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诗人汤养宗认为,许多年轻的诗人,没有他们的前辈默默奋斗甚至才华被长期埋没的经历,这给一些诗歌新秀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诗歌本来就是轻而易举的,从而忽视了诗歌创作所需的须经长期艰苦磨砺才能获得的内功。

新时代,百年新诗再出发,应该走向更远方。“对时代的描摹和正面观照,不是报告文学作家们的专利和小说家们的事业。”文汇报副总编辑、诗人缪克构说:“诗人们触觉敏锐,应该努力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用诗的方式对时代和社会进行精到而独特的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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