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浦京6047,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边地文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边地文学的地域文化资源得到充分重视。它以独特的地域性特质,为中国当代文学多元一体格局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近日,我市诗人东篱以《唐山风物》和《我终究成了孤儿》两组诗,相继荣获第十届滇池文学奖和第四届中国红高粱诗歌奖。

,中国当代实验诗派代表诗人麦芒做客人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学科会议室,给在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10级,11级硕士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文化交流。人文学院高玉教授主持讲座,刘江凯博士总结,吴述桥、杨荷泉等部分教师出席此次讲座。高玉教授简要介绍了麦芒的相关情况,并对麦芒的到来表示欢迎。

我立足于西藏这片土地进行写作。从自然地理来讲,西藏是世界第三极,广袤的土地上有连绵的雪山、高耸的冰川、开阔的草滩、原始的林海,特殊的自然地理塑造了藏族先民勇敢、粗犷、质朴、坚韧、热情、智慧的生命品质。从文化传承上讲,西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民俗风情独特,藏传佛教影响深远。藏族先民信奉万物有灵,对自然万物与万众生灵心怀敬畏和感恩。这些地缘文化不仅培养了藏民族的诗意人生和诗性情怀,也为藏族诗歌注入了特殊的气脉,造就出格萨尔史诗的豪情粗犷、米拉日巴道歌的澄明通透、仓央嘉措诗歌的深情委婉、萨迦格言的通俗睿智以及民间诗歌的热情奔放。

东篱是近年来活跃于中国当代诗坛的唐山诗人,已出版诗集《从午后抵达》《秘密之城》和随笔集《低于生活》,曾获第五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等奖项,是2012年首届河北诗人奖获得者。他的诗歌创作以观察社会、洞悉时代见长,同时又对家乡的草木、风物抱有深深的眷恋之情,并在多年的抒写中不断向其中的精神内核拓展,把对地域文化的认知和守护,作为自己创作中的一个持续的命题,认为这是一个有责任感的诗人所应担当的人文情怀。他的努力得到了不少诗歌评论家的认可和支持。

麦芒,本名黄亦兵,美国康涅狄格学院东亚系主任,副教授,当代著名诗人。1983至199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获得中国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83年开始正式写诗,是八十年代北京大学学生文化形态的核心人物,闻名于北大校内外的当代诗人。1987年初次结集《接近盲目》,被收入与北大同学臧棣、清平、徐永合出的四人诗集《大雨》之中。1990年参与创办同仁诗刊《发现》。1993年移居美国,2001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比较博士学位。自2000年起至今任教于美国康州学院,主要研究并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电影与大众文化,中西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比较,中美现代诗歌文化翻译,并获得中美社科领域的研究认可。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广大诗人和其他文艺工作者一起,积极融入新的时代语境,用手中的笔书写新时代的颂歌。

《滇池》文学月刊创刊于1979年,由昆明市文联主办,在中国文坛上有着较强的影响力与号召力,自2003年起,《滇池》设立了面向全国的年度文学奖——“滇池文学奖”,迄今已有50多位作家获得该奖项,许多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实力人物。

在诗歌创作方面,移居海外之后,麦芒继续用中文和英文双语创作、翻译和朗诵,参与多项国内外诗歌活动。200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中文诗集《接近盲目》。同年,Godavay出版中英文双语诗集《石龟》。包括美国诗人梁志英等曾在《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和《美亚杂志》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过相关书评。自八十年代诗歌公开出版发行起,他的诗歌多次入选中国当代诗歌选集,如《北大诗选》、《1998中国最佳诗歌》、《2003中国最佳诗歌》等。

地域文化是一个人最初的成长环境,对人的思想意识、性格气质的养成起着重要作用。在西藏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在每个时代的西藏诗人的作品中,故土乡情以及根植于血肉中的地域文化传统始终是纵情歌咏的落笔处。

中国红高粱诗歌奖是由北京《诗探索》编辑部、高密市政府联合设立的诗歌奖项,以奖掖中国新乡土诗领域的优秀诗人。

麦芒在讲座上多次强调,中国当代文学为了实现新的突破,必须跨界,其读者群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内范围,更应该走出国界,自由跨越。他首先就从诗人的身份指出,作为一个有着两重身份的诗人而言,自己所创作的是一种人的诗歌,一种自由跨越的诗歌。读者是诗人创造的,诗人的耐心应大于期盼。麦芒在论及他的读者群时说,我的读者并不限于汉语本身,谁能读懂我的诗歌,他就是我的读者。我们的中国当代文学,实际上是跨界文学,每个作家写作的目的不是专门针对中国读者,而是为一个更大的读者去写作。从作者与读者的关系阐释了文学跨界的重要意义。

恰白·次旦平措是新西藏较早用诗歌抒写时代新气象的诗人。在组诗《拉萨欢歌》中,他从拉萨的地貌、山川、河流、街市、屋宇、村寨、牛羊等当地的景物人事出发,抒写拉萨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次,麦芒回忆了自己在大学期间的诗歌创作经历,他指出,中国当代实验诗派的写作起源于朦胧诗,包括北岛,舒婷,顾城等人在内的朦胧诗人对他们初期的创作起到了直接的影响。他们通过聚会的形式讨论当时流行的各种国外前沿刊物,点评当时的大学生创作,使得他们的诗歌从一开始就以现代主义为指导思想,进行先锋创作。而诗人一直坚持的是盲目主义,即我的盲目主义即不管不顾,没有边界。我所做的一切都带有一个目的,即成为中国文学的形象代表,推销中国文化。与此同时,麦芒也阐释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三个立场:第一,在推广之前,我们必须对自己有一个准确的定位;第二,我们不能强行推销,只能呈现本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让他人鉴赏;第三,如果不能被世界接受,我们也应该主动地自我接受本国文化。从另一个侧面阐释诗人的跨界文化思想。

《婚礼歌·藏族民间长歌》是藏族诗人饶阶巴桑60年代创作的新诗。在诗中,诗人这样歌咏牧人眼里的马:“马头像纯金的宝瓶一样,/愿金宝瓶盛满吉祥。/马眼像天上的启明星一样,/愿启明星闪耀吉祥。/马牙像三十颗贝壳一样,/愿三十颗贝壳带来吉祥。/马舌像锦缎的彩旗一样,/愿锦缎的彩旗招引吉祥。/马鬃像蓝宝石的玉环一样,/愿蓝宝石的玉环圈来吉祥。/马尾像透明的丝线一样,/愿透明的丝线扬起吉祥。”这首诗从牧人生活中最亲密的伙伴下笔,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却是新生活的喜悦。

最后,麦芒谈及自己对情诗的看法,他认为,写诗的目的是给读者提供帮助,如同心理医生一样。写情诗的目的是坦率地说出真正的话,而对于他自己而言,写情诗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是对爱情的反思。同时,他也评价了当代其他诗人的情诗,尤其提到了多多的诗歌,并且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目前学术界对当代文学的评价是片面的,而多多诗歌中流露的感情是一种人性的真实,这种爱穿越了时间,一旦进入爱情,就能在大海深处与你会合,这一点却被大多数研究者忽略了。因此,麦芒再次强调中国文学的跨界写作的重要性,以及进行必要的反思。

不只是本土作家,就连走进这片土地的外地作家,在有了多年的藏地生活经历之后,他们的作品也显示出藏地文化的影响力。马丽华1976年入藏从事文字工作,她的诗歌大多都是以藏区生活为题材。例如在1987年创作的《朝圣者的灵魂·即兴诗》,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融入了对英雄格萨尔的敬仰和对七姐妹执著爱情的肯定,从素材到情感都深受藏族文学的影响。

在之后的交流环节中,麦芒与我院师生对于自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创作现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于有学生提出的非理性创作倾向,麦芒指出,自己在创作时主要是采取盲目主义,一直以理性思维指导自身创作,以自我感情基调为出发点,作为一种诚实的表白,与顾城等诗人的理想主义保持一致,并且还当众朗诵了自己的早期诗作,博得了阵阵掌声。

2000年以来,随着全球化、现代化的推进,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诗歌的地域性被重新强调。西藏的诗歌因其悠久的诗歌传统与地缘特色在地方性写作方面被广泛期待。而西藏诗人也不负期待,在诗歌的地域性书写方面积极开掘。

整场讲座历时两个小时,不仅使在座师生了解了80年代诗歌创作背景与整体情况,也对于当下诗界现状有了较为详尽的认识,讲座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结束。

吉米平阶的叙事长诗《纳木娜尼》取材于西藏古老的神话传说,讲述了神山岗日布其和圣湖纳木娜尼之间真挚的爱情故事,想象神奇,气势如虹。白玛娜珍的爱情诗,意象独特,意境超俗。以她的《爱的光和电》为例:“那份神秘滋生着寂静/如此我的心像一枚初生的卵/在湖水的中心/凝聚着天空和大地的精气/我仍然不急于生/在死亡还没有降临前/还是复归于寂静吧/在寂静中等待/满盈着爱和光明/所以我的内心要从爱你做起/接纳每一个源自爱的生命”。诗歌中充满了藏地文化的神奇与静谧。

陈跃军从1997年入藏,在这里工作20多年,创作了多部西藏题材的诗集。他的诗歌情感热烈、自由奔放、朴实真挚,充溢着西藏民间诗歌的丰富信息。

陈人杰是2012年入藏的援藏干部,在短短6年的时间里,他阅读了大量的西藏文化典籍,走访西藏的神山圣水。他的《西藏书》积极吸纳西藏地方性知识:《伟大事物的反光》传达出忘情山水的自得与喜悦,《磕长头的人》表达对生命的敬畏与悲悯,《木碗》呈现心境的澄澈与通达。

我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成长,尽管我后来就读的专业和从事的工作都和文学有着很大的距离,但这丝毫没有改变我对文学的热爱。写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我愿意在这条艰难的路上跋涉。要感谢所有给予我鼓励的老师和朋友们,是他们的鼓励让我有了对写作的坚持。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我拿起笔,写下第一行诗的那一刻,我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地域性写作队伍中的一员。我出生长大的地方——西藏山南,是藏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因此,我的写作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向了西藏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投向孕育了藏民族的这一块丰饶的土地,以及这里的人民。2018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诗集《一粒青稞的舞蹈》,这部诗集收录了我近年来写作的130首诗歌。这些诗歌有共同的主题:抒写西藏,有一致的情感旨归:热爱与依恋。

可以说,西藏独特的地缘文化为西藏诗人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写作只能拘泥于一定的地域之内。地域性应该只是西藏诗人出发的那个地方,而我们的写作更多应该是面向世界、面向人类的写作。西藏的诗人需要有这样的眼界和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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