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汀泗桥》也可以被归类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书中所写的汀泗桥的历史,也是汀泗桥的革命史。革命性,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心。这是由一种必然性所决定的。中国现代史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汀泗桥的现代史首先是革命史。然而现代中国革命既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也不是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般凭空出现,革命需要革命性的开启、发生和成长。《汀泗桥》表现了男主人公刘来宝从汀泗桥饭馆小伙计起步,加入革命阵营,经过重重出生入死的考验,最后成长为共产党的区委书记的曲折历程;表现了汀泗桥地区在辛亥、北伐、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经受的革命战争洗礼,表现了汀泗桥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杀。以汀泗桥革命为叙事中心,小说可谓抓住了汀泗桥现代史的主脉。

作品对围绕在秦震周围的其他人物如师长陈文洪、政委梁曙光等的描绘也比较成功。红军时期“辣子连长”的师长陈文洪以及颇有书生气的师政委梁曙光,他们都有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但又不是仅仅只会行军打仗、没有个人感情生活和内心世界的“单面人”。陈文洪与白洁的爱情,梁曙光寻母都贯穿在这场南下战斗中,成为故事的主线内容之一。书中其他人物如白洁、严素等,则使我们看到了一代革命青年的特有风貌。可以看出,作家对他笔下的这些人物相当熟悉,即使是作品中几笔带过的人物,如兵团司令董天年等,也能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

高尔基是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苏联文学的奠基人。他以卓越的艺术创作,把世界无产阶级文学推向了新的高峰。
高尔基生于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城一个细木工家中,因父母早亡而幼年失估,童年生活十分不幸。先后当过流浪儿、学徒、工人、杂役等。青少年时代的高尔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饱尝了生活的苦难。他只读过两年小学,靠勤奋自学成了伟大的作家。1888年和1891年,高尔基为了广泛地了解社会和寻求真理,曾两次到俄罗斯南部漫游,这使他加深了对人民痛苦生活的了解,同时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创作素材。1892年,他用马克西姆·高尔基这个笔名在《高加索报》上发表了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高尔基的文学创作道路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早期。高尔基开始其创作活动的时候,沙皇反动统治已经到了末日,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革命形势的高涨激发了作家的创作激情。高尔基的早期作品,具有两种色彩和风格,一种是浪漫主义的,一种是现实主义的。属于浪漫主义的作品主要歌颂英雄的献身精神,反映劳动人民反抗沙皇统治、渴望自由解放的革命激情。如取材于民间传说的《伊则吉尔老婆子》等。伊则吉尔老婆子》写英雄丹柯为给人们在黑暗的森林中照亮前进的道路,毅然掏出了自己胸膛里燃烧着的心。《鹰之歌》中,雄鹰尽管身负重伤快要死去,却仍然向往天空中自由翱翔的生活。高尔基笔下丹柯和鹰的形象,是19世纪末俄国革命者反抗沙皇暴政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精神的集中概括。属于现实主义的作品,主要表现了作者对旧世界的无比仇恨,对现实的深刻批判。作者刻画了不少感人的流浪汉的形象,通过这些形象,揭露了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如《切尔卡什》、沦落的人们)等。
1899年,高尔基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作者通过商人之子福玛·高尔杰耶夫性格的形成和他同本阶级的冲突,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崩溃的必然性。这部作品的出现,标志着高尔基的创作走上了一个新阶段。
1905年革命准备时期和革命时期。20世纪初期,高尔基同布什维克党的联系日益密切,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把文学创作同革命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时,他的创作从短篇小说转到中长篇小说以及诗歌剧本方面。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母亲》、散文诗《海燕》、《底层》等。
《海燕》是高尔基的着名诗篇。1901年2月高尔基在彼得堡参加了革命群众的游行活动,他根据自己的所闻、所见和亲自经历,写下了这篇反映革命斗争的战斗诗篇。为了避免沙皇政府的检查,作者采用了寓言形式和象征手法,表现出了革命人民与反动势力之间进行的激烈斗争,揭露了机会主义者和小市民的丑恶嘴脸,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战斗精神,热情欢呼着革命高潮的到来。诗中风、云、雷、电象征着黑暗的反动势力;海鸥、海鸭、企鹅象征着害怕革命的资产阶级社会阶层;汹涌澎湃的大海象征着日益觉醒的革命群众;暴风雨象征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海燕则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化身,是作者歌颂的中心形象。《海燕》是革命的檄文,战斗的颂歌,它一经发表,便不胫而走,传遍全国,成为革命的号召书。高尔基因此被捕,后来,又被流放到南俄。
《底层》是高尔基影响最大的剧作。它是高尔基在社会底层20年生活的艺术总结,同时也最能代表高尔基的戏剧风格。剧本描写了一群被抛弃到生活底层的流浪汉的悲惨遭遇,强烈控诉了黑暗的沙俄社会,向人们揭示了变革社会的不同途径和前景:游方僧鲁卡要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幻想上,其结果只能是继续听任奴役;流浪汉沙金则认为人们不仅要“喂饱肚子”,而且还应当为更崇高的生活目的奋斗,只有维持人的尊严、保障人的自由才是生活的出路和真理。在这个剧本里,高尔基把思想问题、哲学问题提到了首位,创立了新型的社会政治哲学剧。
《敌人》一剧展示了劳资两个阵营间的正面冲突,表现工人群众的觉醒。
长篇小说《母亲》是高尔基1906年在美国写成的。它标志着作家思想和艺术上的成熟,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开辟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新纪元。
《母亲》的素材取自1902年索尔莫沃工业区的“五一”示威游行事件和1905年革命经验。小说真实地描写了20世纪初俄国革命运动发展、人民群众觉醒的过程,塑造了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
巴威尔·符拉索夫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领导者的光辉形象。作者紧紧结合革命斗争,真实地描写了巴威尔的成长、成熟过程。
尼洛夫娜是全书的中心人物,是俄罗斯劳动妇女的代表,是作者精心塑造的革命母亲形象。通过尼洛夫娜性格的逐渐完善,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意识的觉醒。
《母亲》以对新的革命现实的真实描绘,以对时代本质的深刻概括,以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英雄人物以及新的创作方法,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开创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新时代。
1905年革命以后到十月革命期间。1905年革命失败后,大批革命者被监禁、流放和处决,反动势力猖獗一时。布尔什维克党派高尔基出国进行革命宣传,并为革命筹集资金。后来他来到意大利,侨居在喀普利岛上。由于错综复杂的思想政治斗争,高尔基受波格丹诺夫等人“造神论”的影响,于1908年写出了中篇小说《仟悔》,错误地把革命与宗教结合起来。针对高尔基这一错误思想,列宁曾多次写信对他进行恳切而严厉的批评。在列宁的帮助教育下,高尔基很快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同波格丹诺夫等人划清了界线。
此后,高尔基以革命乐观主义的情绪,写出了中篇小说《夏天》。这部被称为《母亲》姊妹篇的作品,描写了1905年革命失败后,俄国的农村生活和农民的觉醒。此外,还写出了批判小市民落后、自私和保守的作品《奥古洛夫镇》和《马特维·柯热米亚金的一生》以及《意大利童话》、自传体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和《在人间》;第三部《我的大学》在十月革命以后完成。《意大利童话》表现了劳动者团结友爱的精神和工人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富于浪漫主义色彩。自传体三部曲反映了一代劳动者成长的曲折过程,表达了人的力量能改变命运的信念。
十月革命后。十月革命初期,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高尔基在政治上又一度误入迷途。由于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不能正确判断革命的形势与任务,错误地指责无产阶级专政的“残酷性”,过高地估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为此,列宁严厉地批评了高尔基的错误,要求他“彻底改善环境,改换接触的人,改换居住的地方,改换工作”,离开彼得堡,去部队、农村和工厂观察“新生活”。1918年8月30日列宁被社会革命党党徒刺伤,这件事使高尔基受到极大震动,他亲自去克里姆林宫看望列宁,当面向列宁承认了错误。之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文化事业的领导工作和文学创作之中。
1921年高尔基因病严重,出国疗养。在这期间,他写了不少作品,除完成《我的大学》外,还写了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以及剧本《耶戈尔·布雷乔夫及其他的人们》。1928年高尔基回国。1934年主持召开了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作家协会主席。此间,高尔基发表了大量文艺理论着作和批评文章,就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的本质与任务,文学是“人”学、文学的形象、典型、创作方法、艺术技巧以及继承和革新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还积极从事文化建设的组织工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和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高尔基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占有特殊的位置。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具有双重的总结性:一是作者对自己创作的全面总结;一是对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艺术总结。小说的情节从1877年开始,直到1917年,历时40年。小说对这期间的风云变幻、历史事件囊括无遗。小说中活动着“所有阶级的代表人物”总共约有800个之多。小说的主人公是克里姆·萨姆金,他40年的生活历程构成小说的主线,小说的副题是《一个灵魂空虚的人的故事》。
主人公萨姆金是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自愿的革命者”,他追求的是“最独立不羁的位置,而这种位置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却对他最相宜”。他在革命高涨中加入了革命阵营;而在低潮时,即表现出敌视革命的面孔。他崇拜“个人英雄”,轻视人民;对待爱情,也是为我所用,和许多女人同居,而无爱情可言;他的政治立场多变,十分善于伪装,他参加了革命,却又与宪兵、暗探等反动分子混在一起。1905年12月起义时,他逃到外省,离开革命。起义失败后,他在十字路口徘徊。当革命再次高涨起来时,他公然阻拦迎接列宁的群众,“像一个充满了卑贱拙劣物品的脏口袋一样”被历史抛弃了。萨姆金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典型。萨姆金的毁灭是历史的必然。
总之,《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生动地再现了革命前40年间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和一系列重大事件,塑造了几乎无所不包的社会众生相,并且表现了各种思潮、学说、流派之间的纠葛与冲突,所以被称为那一时代“俄罗斯精神生活的编年史”。主人公萨姆金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和命运归宿,具有可据以认识俄罗斯、了解俄罗斯民族心态的意义。通过这一形象,作家力求在性格与环境的辩证关系中探索俄罗斯历史、文化与人的命运之间的复杂的有机联系,揭示俄罗斯民族精神文化心理的基本特征,促进民族精神文化的革命性转换。小说具有较大的思想容量、鲜明的理性色彩和波澜壮阔的史诗风范。在艺术技巧方面,作家广泛吸收了现代派的某些成功经验,如描写人物的梦境、幻境、联想、潜意识,以象征、隐喻、荒诞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内心状态和意识流程,显示出20世纪现实主义的新动向。

陈敬黎长篇小说新著《汀泗桥》延续了他之前小说创作的一个风格特点——长而又长。尽管写的只是一个小镇横跨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但以400多个人物(其中100余个是原型人物)、141万字的篇幅来演绎,这在小说创作中虽然不是独一无二,却也并不多见。但读了《汀泗桥》后,我还是认同了作品自身的逻辑:长有长的道理。这部长篇尽管可以一座桥名或一个镇名总而括之,但它的内涵极为深广,这种内涵的深度和广度是通过对汀泗桥的地域性、历史性、革命性和人性四个方面的阐发和挖掘而呈现的。评价一部长篇小说的艺术价值,角度是多方面的,有的作品是因为提供了深刻的思想,有的作品是实现了形式的创新,但也有的作品是以一种对日常生活的细密描写,呈现生活本身的质感和魅力,呈现人性的多个维度,使读者获得一种体验式的愉悦或沉思,《汀泗桥》即属于这类作品。而这类小说往往需要较大的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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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或者说地域色彩是《汀泗桥》一个鲜明的风格追求。书名是一个标志,而书中景观、风俗、器物、语言的方言化等等,也都有很强的地域标记或烙印,这种地域性成为《汀泗桥》的生动性和趣味性的一个来源。而地域性的实现与否,也能衡量出一个作家的功力。不充分的地域性是一个贴上去的标签,只会使作品显得灵魂苍白。而《汀泗桥》鲜明的地域性有机地构成了作品厚实的底蕴和坚韧的质地。

我在开国之初,从南下作战的骄阳如火、泥泞暴雨中归来,那种鲜明的生活跃跃在目,就无法控制,一挥而就,写了中篇小说《火光在前》,我并未立意要歌颂第一个十月一日,无意中在结尾处却响起了新世纪的洪亮的钟声。

澳门新浦京娱乐游戏,《汀泗桥》对人性的表现亦多有令人称许之处。诚然,没有抽象的人性。革命性也是人性的一种体现,但革命性不是人性的全部,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是革命者。对人性的描写,尤其是对革命与人性的交融和冲突的表现,成为《汀泗桥》这部小说纷呈的异彩。小说以刘来宝、周秀梅因相亲相识始,铺展了两人热烈而无法公开的恋情。刘来宝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汀泗桥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周秀梅支持情人刘来宝的革命活动,但这是因为爱情而不是理解和相信刘来宝的政治信仰。在那样的年代,革命胜利与否犹在未定之天,革命不会干预刘来宝和周秀梅的爱情,甚至革命赋予两人的爱情以正当性:毕竟寿春堂掌柜、名医张海量和周秀梅的婚姻是建立在残酷的欺骗的基础上的。但革命又有党性和纪律的刚性,要求革命者无限的忠诚。在革命利益面前,革命者必须无条件放弃个人利益。小说的最后,汀泗桥革命胜利,但面临着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反扑,在反革命暴乱袭来之际,周秀梅与张海量的儿子、被刘来宝培养为地下党员的张荣庭等人,却因地域和乡情的影响分不清形势,立场模糊动摇,即将被革命政权严厉处理。周秀梅因此对刘来宝深感失望,投河自尽。小说以周秀梅的悲剧爱情和婚姻始,以周秀梅的悲剧命运终,如此蕴含着革命与人性的张力的结局,显示了小说的一种内在深度。

其一,作者在这部作品中体现了对人民革命胜利原因的正确评价。《第二个太阳》叙述的是一支以秦震为首的兵团部队南下武汉、湖南的进程,时间跨度仅几个月。但是作者没有单纯写这支队伍的行军打仗,其间穿插了大革命、中央苏区、长征以及延安、东北解放战争等几个人民革命史上的重要时期。这恐怕不仅仅是作者出于节省篇幅的一种构思上的考虑,而是体现了作家对中国革命胜利的认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没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二十几年的革命战争是不可能的。在一部带有史诗规模的长篇小说中,惟其对历史进程作出最广阔和集中的概括,才能使“这一段”历史符合生活真实。

小说中的张海量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接受父母以欺骗的手段给他娶来周秀梅,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跟周秀梅的婚姻而忍气吞声。他是喜欢周秀梅的,他同时又是一个很在乎自己和家族名声的人,为了这喜欢,为了这名声,他背负着道德的十字架苟活于世,最终以自杀得到解脱。这是一个极其隐忍的人,也是一个难以定性的人,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一种复杂的人性。小说将这样一种人性表现得细致入微、千回百转、惆怅复惆怅。对人性洞察之深邃,挖掘之通透,是这部小说的又一成就。

一部长篇小说艺术成就的高低,除了立意、情感上的品格以外,更离不开对人物的塑造。如别林斯基就认为:“对于长篇小说来说,生活是在人的身上表现出来的。”长篇小说要表现一个新的时代,就需要塑造众多栩栩如生的新的人物形象。《第二个太阳》发挥长篇小说刻画人物的体裁优势,从广阔的军事生活、社会生活中撷取形象,组成以我军高级指挥员为中心的人物形象系列。这个系列上至周副主席,下到普通战士、工人和革命老妈妈,多角度地反映了时代运动的全貌。

《汀泗桥》时间跨度以人民解放军解放汀泗桥为截止,小说的时间定于清末至解放战争之间,作者写的是汀泗桥的现代史。历史性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定位。书中的400多个人物都是历史人物,其中真实历史人物达100多个,还涉及国共高层人物。这对作家写作来说意味着更多和更大的挑战。写作历史或许给作家带来挑战生活与知识艰难的乐趣,但这不是作家最高的追求。《汀泗桥》定位为历史小说,或许是作者认为汀泗桥这一段历史隐含了汀泗桥当代发展的密码。作者为写这部小说,潜心采访当地老百姓60多人,其中十几位是80岁以上老人。他能将当年汀泗桥百余家商号所在位置手绘成一张图纸,为写这部小说积累的读书笔记多达20万字。历史性的追求和扎实的写作使这部小说获得了极大的纵深和厚重的分量。

最后,笔者也愿引用但丁《神曲》末篇中的一句话:“现在,有一个人,他从世界最深的洞窟直到这里,曾经一一看过种种灵魂的生活,他恳求你,赐给他一点恩惠,叫他有足够的能力,举起他的眼睛再高些,向着那最后的大福。”《第二个太阳》堪称一部充满着但丁式精神的作品。它给了我们这样的恩惠,它帮助我们看到了众多美的灵魂。

笔者所以要引录上述几段话是为了证实这样一个推断:正是由于军内一些富有创作实践经验的老作家的一再倡导,我国当代军事文学的创作水准才得以渐次提高,作家的视野得以渐次开阔。《第二个太阳》是一部实践一代军事文学作家创作主张的作品。这部作品在成功地处理战争事件与人物心灵的关系、实现战事与人物命运、人物心灵的双重推进以及长篇小说诗化等重要课题上都作出了新的有益探索。作品成功地写出了战争的灵魂,苦难的灵魂,以及取得胜利后的欢乐的灵魂,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部有关战争灵魂的富有诗意的长篇小说。创作就是这样一种精神活动:当作家与自己的心灵作了一次对话之后,他仿佛也再生了一次,升华了一次。

总之,《第二个太阳》通过塑造一系列形神兼备的军内外人物形象,抒写了广阔的军事斗争和社会生活斗争的长卷,显示出作家对长篇小说这一艺术形式独到的艺术把握。

那是经过夏季火焰般熬炼之后,突然在我面前展开了那样一个清新的、美丽的早晨。

《第二个太阳》通过以上几个侧面的刻画,把秦震这个我军高级指挥员的形象写得栩栩如生、富有个性。作品既写出了他美的灵魂,同时也写出了他灵魂搏斗的过程。这是一个圆形的、立体的成功形象。

战火纷飞,硝烟弥漫,这只是战争生活的现象。我们表现战争不能离开这真实的生活现象。但真正的任务,应该是在这样一幅像油画一样鲜明的战争背景上,突出着一种什么精神。

《第二个太阳》为军事题材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新的经验和启示。军事题材文学如何实现对题材本身的超越,提高思想和艺术水准?这是军旅作家们多年苦苦探索的一个课题。如刘白羽早在1979年就曾指出:“我们军事题材的文艺创作,需要从哪些方面突破呢?首先,要在人物塑造上有一个大的突破。写人,通过人物形象反映生活,这是文艺创作的一条规律。然而多年以来,许多军事题材的小说、戏剧、电影,往往只注意了写事件,写过程,而不能塑造出个性鲜明,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这正是我们创作上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我们的军事题材文艺创作,应该把过去一些重大战役写出来,以教育青年热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但要这些作品写得好,一定要摆脱那种只着重去描写一个战役,一次战斗过程的做法。如果说一个军史学家的职责在于记述某一战役的过程,而一个艺术家的职责则在于在这一战役的背景上突出军人,也就是说,要把主要的功夫和精力用在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上来。要敢于大胆地在社会矛盾、思想冲突、战争变幻中,把各式各样人物的复杂的精神世界展示出来,描写人的思想感情上的回旋跌宕,才能产生出深深触动人们心灵的作品。”王愿坚则在《美的战争历史和美的军事文学》一文中说:“‘以小见大’,就是要从生活里找到那种艺术上重大的东西。……我们创作人员在军事题材文学创作上,常常干些糊涂事情,把在生活里是重大的当作在艺术里一定是重大的,吃了许多苦头,付出了许多无效劳动。”“文学是最讲单位面积产量的——就看你能不能在最小的面积上,惊人地容纳下和表现出尽可能多的美的思想感情。……当然,把小的东西写透,说的是‘微而足道’,归根到底要的还是大,是深刻开掘所获得的那个大,最具较大思想力量和艺术感染力的那个大,把生活写开,把生活写美,使人变大。”

其二,整部作品充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作者说过:“生活深深打入了我心灵的,不是它的表面现象,而常常是透过形象而含蓄其中的一种饱满的深情,它们或者是清新的,或者是雄伟的,但没有生活的感染,没有内心激情的反映,就不可能触发创作的灵感,开始进入创作。我们不能忘记所有文学作品都是广义的诗,而这经常是来自我们奔腾的生活急流中那无限深厚的诗。”可以说,《第二个太阳》在书写革命战争的艰苦,如山洪暴发、南方酷暑时,采用的是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描写手段;但在追寻历史的回声、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时,则采用了象征的基调。作者似乎无时不在交替使用着战争描写的近景与远景。这里绝不见那类编年史的冷淡语调,作者总是善于熔严肃的叙事与亲切的抒情于一炉,体现出抒情性的叙事风格。太阳、黎明、明天、早晨这些诗意的形象交叉重复出现在作品中,犹如电影中的主观镜头,烘托着主题的升华。作者把书中的一个重要情节——白洁的牺牲,放在新中国宣布成立之后,也表达了作者对中国革命的一种诗意的思考:革命的道路不是一次性完成的,革命以后还会有曲折、反复和牺牲。而在这部通篇激情澎湃、高潮迭起的书里,最终的高潮发生在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这天。作家通过描绘秦震从南下前线赶回北京参加这一历史性庆典、亲耳聆听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亲自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把全书的高潮推向顶点。在这里,作家的诗情达到沸点,给读者以极大的艺术感染。

正是这种对人民、历史、战争、胜利的整体思考决定着这部作品的结构。小说以秦震率领的南下部队为主线,大革命的先驱、武汉工人运动、我党白区工作战线、沿线的铁路工人等几条线索紧紧扭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机网络,从而保障了作品能从最广阔的面上对历史作出概括。

当我与他们一起度过艰难与胜利的时候,他们那一种伟大的布尔什维克的品质,实在是吸引了我,他们成为我心目中崇拜的英雄。

秦震,这个毕业于黄埔军校、经历了革命战争中每一个灾难时刻的我军高级干部,由于其特殊的背景和经历,他对革命的每一个时期都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因此他不仅仅是以往我们所习见的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指挥有方的军事指挥员——当然这些素质在他身上同样具有:比如,他主动请缨,争来了打解放全中国最后一仗的机会;在战场上他总把自己的指挥位置放在最前沿。他密切联系群众,在南下的列车上与普通的铁路工人把酒唠嗑等。但除此外,秦震身上还有一些别的品质。作家用酣畅的笔墨从三个侧面触及了这个高级军事指挥员的灵魂。首先作品以相当的笔墨写了他与女儿白洁的感情。可以说,秦震从北京接受南下任务,便是因为渴望知道在敌占区担负党的秘密工作的女儿的安危。“白洁在哪里?白洁在哪里?”这一声声内心的呼唤是折磨着他的莫大痛苦。武汉没寻到,继续向南也没寻到。终于,周副主席告知他,女儿白洁已经牺牲。此时,他极度悲痛,但随即把对女儿的爱升华了。由女儿的牺牲推及无数革命烈士的后代,他决定抚养烈士遗孤圆圆。其实,“从得到女儿噩耗的那一夜,他就开始步入老年了。”这是作家对人物心灵的准确把握。秦震和妻子丁真吾都经受住了老年丧女的巨大痛苦,从而显示出他们那种更博大的爱。其次,作品也写了秦震因犯过失而进行的心灵忏悔。秦震无疑是位优秀的高级指挥员,但他还是从战士身上看到了自己灵魂深处的阴影。连长吴廷英是个正直的共产党人,却一直背负着秦震给予的错误处理直至光荣牺牲。在烈士的遗体面前,作为高级指挥员的秦震深深地受到震动。作品动情地写出了这个老军人灵魂的战栗和战栗后的新生。第三,作品还写了秦震的“过门槛”,也即一个革命者如何在战争结束后继续革命。不打仗了,秦震通过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创建新中国政权,并经周副主席的夤夜开导等,终于愉快地领受了率军修复铁路的任务,实现了思想又一次升华,从而成为同代人中最先“过门槛”的一个。

刘白羽,1936年毕业于北平民国大学中文系,1941年参加革命工作。曾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等。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回忆录《心灵历程》获1995年优秀传记文学奖。

1985年,刘白羽在古稀之年创作完成的30万字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于1991年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对于一个始终执著地在文学创作中追求理想、诗意和浪漫主义美学风格的作家来说,对于一位亲眼看到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伟大瞬间的革命见证人来说,创作这样一部作品是刘白羽多年来的夙愿。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即在《人民文学》创刊号上发表了一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中篇小说《火光在前》,小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进程。他曾这样谈到:“《火光在前》是我长久以来在战争生活中,不断感受、不断酝酿着的诗。……普罗米修斯盗火使人间有了火;我们现实中的英雄,却是从人间消除那灾难的火,而升起胜利的火焰。于是在南渡长江的战斗行进中,一个早晨,我确定了《火光在前》这部小说的主题。”随着历史的推进和作家认识的不断深化,作家本人越来越不满足于这部小说,萌生了“再写一部”的创作冲动。《第二个太阳》也可以视作《火光在前》的“续篇”。作家在他的文集中有意将这两部作品排在一起。《第二个太阳》正是一部为激情所燃烧的、厚积薄发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作家的信仰与革命情怀。恰如作家所述:“这个战斗的集体改变了我,影响了我的世界,道德标准,美的原则……以至我的性格。反正火药与战尘是不会白白从我们心上吹过去的,阶级兄弟的生命又怎能不在我们心灵中投下种子。”在《第二个太阳》中,作家的创作意图一一得以实现,战火记忆得以充分地寓形,这是刘白羽半个世纪的创作道路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判断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不能不看它对生活真理揭示的程度。同样,判断一个作家在创作上是否拥有优势,也并不完全在于他掌握素材的多少。如果作家不能用一定的创作思想将这些素材阐明,而是让其以一种不成熟的、没有被概括和被照亮的形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那便失去了生活素材自身的意义。优秀的作家总是要赋予他的素材以一种生气贯注的激情。在《第二个太阳》中,我们看到的正是作家处理生活素材的开阔视野和思想高点。它的素材是以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活生生的形式”呈现于读者面前的。

这里,题解一下书名也许是需要的:700多年前,一个诞生在意大利的跨世纪的伟大诗人但丁在他的不朽诗篇《神曲》中记叙他从地狱经过净界到达天堂后所看到的壮丽景象时这样写道:“突然间,我似乎看见白昼上又加上了白昼,仿佛万能的神用第二个太阳把天空装点起来。”刘白羽在他的长篇《第二个太阳》中引用这位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世纪的最初一位诗人的伟大人物”的这句话作为卷首语,以表达他对中国革命新时代到来的歌颂和欣喜之情,同时也表明了作家在这部书里所选定的是一个宏大壮丽的主题,表明了作家意在写一部反映中国人民争取新生、实现跨世纪伟大进步的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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